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优先，还是应该为少数人服务优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地铁在换乘这个细节上的一个简单设计，反衬出内地地铁，尤其是北京地铁的白痴。
别说香港的硬件先进，现在内地的硬件后来居上，但是每次到香港都会发现一些我们没有重视的人性化软件设计。为节省交通费，从来不坐190元的穗港直通火车，而是从罗湖步行过香港再换乘东铁轻轨和地铁（这个方法每次可节省80元）。无论是在旺角换乘过海的荃湾地铁线，还是在金钟站换乘去铜锣湾的柴湾线，都是下车对面就是你要换乘的另外一条线。而不是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那么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哪里去了呢？对不起，被放到了地下或者楼上。这个小小的不同，充分反映出了香港地铁的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的人性化设计。
因为你想想，在地铁枢纽站下车的人中，是换乘另一条线的人多，还是做错了车要改坐回本线路的反方向的人多呢？当然是换乘的人多了！那就把最近的对面轨道让给大多数人要使用的另一条线路吧。因为同层有不同的线路，香港地铁聪明的只标地铁目的地（如：地铁调景岭线、荃湾线），不为地铁编号。因为你编了号，还是要告诉别人几号线是去哪儿的，等于多了一道问题。
反观我们内地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地铁站，都是把最近的对面轨道给反方向列车，而大多数乘客，管你带了多重的行李，要换线路？对不起，挤在一起爬楼梯吧！人多，路长。最离谱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换乘站，中间的通道距离比一站公车路还远。如果你要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换地铁线上，就得火急火燎地赶，怪不得刘翔这跑赛冠军会产生在上海。真要感谢这些公共设施设计者。
北京的东直门换乘站的设计也是为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而且那些老地铁站的台阶路始终没有改造。其实没有电梯也不要紧，只要在台阶靠墙的边上用水泥填出一条斜坡，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让拖行李的人省去很多力气。
对比香港的人性化设计，内地最白痴的地铁站设计要数我们伟大首都的这个最门面儿的地方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人性化，人家知道旅客从火车上挤了一身臭汗跑出来，才专门给你们设计了这个“带桑拿沐浴功能”的地铁售票厅。真不明白这售票的事儿，猴儿急猴儿急的要在外面完成才准许下地下是为了什么？怎么就不能到淋不着晒不到的地下去完成？难道怕坐火车的人没有坐飞机的人素质高？个个都成心想逃票？谁都知道北京的地铁票2块钱通天下，为了那2块钱逃票值吗！真是太小瞧全国人民了！拖着沉重的行李在瓢泼大雨中排出的队伍很长，因为售票员很慢，反正他们在房子里淋不到。建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铁也学香港把换乘的另一条线放到对面轨道的时候，你也许会说：老线路已经用很久了，不好改，新线路走地下理所当然。可你知道吗？香港的地铁也不是同时建好的，也是一条一条增加的。
新的地铁线路建好了，对老线路进行调整，在香港人眼里天经地义。哪怕是让对面的列车与新线路调换地道这样的麻烦事，只要是能让乘客省力、方便，香港的地铁方面都会努力去做。这就是以人为本。
相对北京无电梯的地铁连在台阶边加一条坡道这样并不麻烦的事都没有去做，对应的是：香港地铁不断优化调整却是在多家公司的协商下完成的。因为香港的多条地铁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可以想象调整之难。
与香港相比，我们内地的城市地铁都是属于同一家公司，按人性化的需求，让大多数人方便，在内部进行调整应该不是难事，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Tuesday, January 19, 2010
Monday, January 18, 2010
房价热炒涨幅惊人 买房者:北京人被"赶出"北京
中新网1月19日电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年收入300-1000万之间─二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30-100万之间─四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8-15万之间─六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3万以下─自己刨个坑爱埋哪里儿埋哪里儿！”这是北京市民黄先生在MSN上挂了很久的个人签名。从去年初打算给自己添置一套住房，直到今年开年，这个愿望仍未实现。
房屋热炒 数月翻番
黄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初就开始看房子。一开始是三环外，价位在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也有几处看好的，结果说回去考虑考虑，谁想到这一考虑就涨到1万元以上了。”他说著夸张的一摊手。于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房子渐寻渐远。现在，他已经“五环内不考虑”了，心理价位也从1万元一平方米以内调整到1.5万元一平方米以内。
相较而言，如今入住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处二手房内的江小姐运气比黄先生好得多。她仍觉得当初买房的经过“惊险”。当时这处房子她看中时标价每平方米8000至9000元，第二次来看，房主已涨价到每平方米1.2万元。涨价速度之快令她目瞪口呆。于是她不敢怠慢，立刻拍板成交。“结果还没办完手续，房价就涨到1.5万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看着自己的房子标价从1.5万涨到1.7万，之后直冲2 万元大关。如今，这套当初花了50余万买下的42平方米房子，市值已达到近100万，几乎翻了一倍。
郝洪在一家网站做编辑，他用“疯狂”形容去年的楼市。“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十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关注，十一、十二月就完全放弃了。”他告诉记者，曾看中一套售价65万的50平方米房子。上午交了5000元的订金，下午就被人以70万的价格买走，订金退回。“还有一次更夸张。那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套房子，叫我去看。我立刻打车过去，半路上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不用去了，房子已经卖掉了。”郝洪大摇其头。
一手市场也同样疯狂。郝洪去年“十一”看过一处楼盘，十月中下旬开盘时售价每平方米1.2万元。可是开发商开出条件：要买就先要到其指定的银行存5万元现金，然后凭条排号的条件。结果开售套数600多的楼盘，排出了二三千个号，说明“完全是恐慌性的抢购。”
投资比例占近五成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松地根、松银根的政策，刺激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北京频现的地王直接拉高房价，也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而受优惠到期的影响，年底楼市更出现抢搭末班车加速购房的现象。此外，投资客重返和避险资金的大量流入，也推高房市成交活跃度，拉升整体房价走高。
郝洪直指“北京的楼市里，投资性购房起码在45%以上。”也有媒体指出，这个比例高达62%。他“细说”自己专门购房作投资朋友的“运作模式”：用已有的房子做贷款抵押再买另一套房。把新买来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抵掉月供贷款。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买房、租房。“他们每次都会挑大户型和最好的朝向、楼层，然后把房子隔成好几间租出去。每套的租金一个月就能入账7000至8000元。”江小姐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买房者，以每平方米1.3万元买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待所有入住手续都置办齐全，房价已涨到1.6万元一平方米，他随即转手卖掉净赚30多万。
投资客大行其道，真正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却买不到房。前述的黄先生现仍与父母同住，结婚虽被提上日程，却因为房子事而一推再推。他现在正在申请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北京人正在一步步被赶出北京城。”黄先生无奈的说。自己每月3000元的收入，意味著，即使不吃不喝四个月，也不够买五环内一平方米的商品房。(记者 吴昊辰)
房屋热炒 数月翻番
黄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初就开始看房子。一开始是三环外，价位在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也有几处看好的，结果说回去考虑考虑，谁想到这一考虑就涨到1万元以上了。”他说著夸张的一摊手。于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房子渐寻渐远。现在，他已经“五环内不考虑”了，心理价位也从1万元一平方米以内调整到1.5万元一平方米以内。
相较而言，如今入住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处二手房内的江小姐运气比黄先生好得多。她仍觉得当初买房的经过“惊险”。当时这处房子她看中时标价每平方米8000至9000元，第二次来看，房主已涨价到每平方米1.2万元。涨价速度之快令她目瞪口呆。于是她不敢怠慢，立刻拍板成交。“结果还没办完手续，房价就涨到1.5万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看着自己的房子标价从1.5万涨到1.7万，之后直冲2 万元大关。如今，这套当初花了50余万买下的42平方米房子，市值已达到近100万，几乎翻了一倍。
郝洪在一家网站做编辑，他用“疯狂”形容去年的楼市。“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十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关注，十一、十二月就完全放弃了。”他告诉记者，曾看中一套售价65万的50平方米房子。上午交了5000元的订金，下午就被人以70万的价格买走，订金退回。“还有一次更夸张。那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套房子，叫我去看。我立刻打车过去，半路上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不用去了，房子已经卖掉了。”郝洪大摇其头。
一手市场也同样疯狂。郝洪去年“十一”看过一处楼盘，十月中下旬开盘时售价每平方米1.2万元。可是开发商开出条件：要买就先要到其指定的银行存5万元现金，然后凭条排号的条件。结果开售套数600多的楼盘，排出了二三千个号，说明“完全是恐慌性的抢购。”
投资比例占近五成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松地根、松银根的政策，刺激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北京频现的地王直接拉高房价，也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而受优惠到期的影响，年底楼市更出现抢搭末班车加速购房的现象。此外，投资客重返和避险资金的大量流入，也推高房市成交活跃度，拉升整体房价走高。
郝洪直指“北京的楼市里，投资性购房起码在45%以上。”也有媒体指出，这个比例高达62%。他“细说”自己专门购房作投资朋友的“运作模式”：用已有的房子做贷款抵押再买另一套房。把新买来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抵掉月供贷款。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买房、租房。“他们每次都会挑大户型和最好的朝向、楼层，然后把房子隔成好几间租出去。每套的租金一个月就能入账7000至8000元。”江小姐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买房者，以每平方米1.3万元买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待所有入住手续都置办齐全，房价已涨到1.6万元一平方米，他随即转手卖掉净赚30多万。
投资客大行其道，真正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却买不到房。前述的黄先生现仍与父母同住，结婚虽被提上日程，却因为房子事而一推再推。他现在正在申请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北京人正在一步步被赶出北京城。”黄先生无奈的说。自己每月3000元的收入，意味著，即使不吃不喝四个月，也不够买五环内一平方米的商品房。(记者 吴昊辰)
Sunday, January 17, 2010
美国《新闻周刊》： 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美国《新闻周刊》1月25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题：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过去30年，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这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率被夸大；一场大危机迫在眉睫；国家的控制将逐渐减弱；全球媒体的影响将一步步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西方人预测中国之所以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但除非我们试着着眼于中国自身来认识它，否则对中国的看法将一错再错。
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在及将来。在西方，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换的最典型表达。但中国政府让世人看到，互联网可以被有效监控。谷歌欲 “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抱负，与中国统治者怀有的控制之必要和责任的古老观念相抵触。这场战役只有一个赢家：中国。谷歌要么接受中国监管，要么退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权力平衡在向中国转移。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占据美国市场大份额曾是角逐全球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角色将越来越由中国市场充当，只是中国的分量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其政府所享有的全球权威也快速上升。
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种种预言预测其终结，但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中国的现代性将不会像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结果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国家重新变得流行,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家价值及国家观到家庭和子女抚养)将越来越有影响力。谷歌的命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征兆，我们越早认识到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的本质，也就越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在及将来。在西方，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换的最典型表达。但中国政府让世人看到，互联网可以被有效监控。谷歌欲 “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抱负，与中国统治者怀有的控制之必要和责任的古老观念相抵触。这场战役只有一个赢家：中国。谷歌要么接受中国监管，要么退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权力平衡在向中国转移。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占据美国市场大份额曾是角逐全球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角色将越来越由中国市场充当，只是中国的分量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其政府所享有的全球权威也快速上升。
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种种预言预测其终结，但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中国的现代性将不会像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结果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国家重新变得流行,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家价值及国家观到家庭和子女抚养)将越来越有影响力。谷歌的命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征兆，我们越早认识到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的本质，也就越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史上最经典网贴 道尽中国百姓的辛酸
编者按：最近，一篇经典的网络回贴被相继转用。该贴不仅概括了当前中国的各种阴暗时政，同时也道出了网民的辛酸。全文如下：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看贴就看贴,总是抱怨什么呢？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你为党说话还是为P民说话?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再敢吵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要么，请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向你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看贴就看贴,总是抱怨什么呢？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你为党说话还是为P民说话?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再敢吵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要么，请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向你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美国《世界日报》: 亲历长城黑车司机狂宰外国背包客
外国年轻背包客到北京旅游，最“夯”的景点是八达岭长城。但在成为“长城好汉”前，不少游客却在巴士站被“山寨”黑车司机纠缠，糊里糊涂白花了十倍价差的冤枉钱到长城。
位在西北二环的“德胜门”公车站，是北京市区直达八达岭长城的转运站；公车站常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是淡季，往八达岭的巴士要等很久才会发车，先前那班车已开走了。”一名穿着蓝色北京公交车集团制服的“司机”，殷勤地向一对稍谙中文的俄罗斯游客解释发车状况。
这名上身穿蓝色夹克、下身穿黑西装裤的“山寨”司机，指向远方一排轿车说，“今天肯定发不了车，打车快多了。那都是‘我们集团’的车，都认识，单趟两百，四个人分担，每人五十，只比巴士多十元，还不用等哩”。
“巴士不是才十二元吗？”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地区背包客小妤在旁边反问，“山寨”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慢车价钱。”
不远处，一辆在挡风玻璃上挂着“９１９直达八达岭”的巴士不断对外广播：“高速直达八达岭长城”，似乎向几名外来游客示警。
“山寨”司机谎称：“那车含搭长城缆车钱，三百五十元一位，很贵，不划算。”机灵的小妤亲自向该台正牌车求证，才拆穿几可乱真的黑车司机。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德胜门公车站上演。为何不制止此类嚣张行径？现场穿着全蓝色制服的“正牌”北京公交车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群人很坏，管了还会凶人，连本地媒体报道都没用。”
她说，这些山寨司机多是跑黑车拉客，手拿小红旗，穿一件和真正制服几乎相同的蓝色夹克，不佩戴辨识证，却让许多不知情的外国游客上了“贼车”。
正牌的八达岭直达巴士，车资只需十二元人民币；刷北京“一卡通”，甚至不到五元。比黑车费用足足少了十倍。
位在西北二环的“德胜门”公车站，是北京市区直达八达岭长城的转运站；公车站常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是淡季，往八达岭的巴士要等很久才会发车，先前那班车已开走了。”一名穿着蓝色北京公交车集团制服的“司机”，殷勤地向一对稍谙中文的俄罗斯游客解释发车状况。
这名上身穿蓝色夹克、下身穿黑西装裤的“山寨”司机，指向远方一排轿车说，“今天肯定发不了车，打车快多了。那都是‘我们集团’的车，都认识，单趟两百，四个人分担，每人五十，只比巴士多十元，还不用等哩”。
“巴士不是才十二元吗？”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地区背包客小妤在旁边反问，“山寨”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慢车价钱。”
不远处，一辆在挡风玻璃上挂着“９１９直达八达岭”的巴士不断对外广播：“高速直达八达岭长城”，似乎向几名外来游客示警。
“山寨”司机谎称：“那车含搭长城缆车钱，三百五十元一位，很贵，不划算。”机灵的小妤亲自向该台正牌车求证，才拆穿几可乱真的黑车司机。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德胜门公车站上演。为何不制止此类嚣张行径？现场穿着全蓝色制服的“正牌”北京公交车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群人很坏，管了还会凶人，连本地媒体报道都没用。”
她说，这些山寨司机多是跑黑车拉客，手拿小红旗，穿一件和真正制服几乎相同的蓝色夹克，不佩戴辨识证，却让许多不知情的外国游客上了“贼车”。
正牌的八达岭直达巴士，车资只需十二元人民币；刷北京“一卡通”，甚至不到五元。比黑车费用足足少了十倍。
Tuesday, January 12, 2010
房价高涨，中国中产“被消失” 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当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仅剥夺了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
[导读]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中产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个从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产定义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标准中产”裴振华的质疑：中产阶层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和精神，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经常出国的裴振华认为，在美国、欧洲，每个中产家庭除了有一两套宽敞的别墅或公寓外，还有每年在国外度假的习惯，有艺术品收藏，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中产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摆脱了生活压力，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拥有较高的调控水平，意味着很高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道德涵养。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调查显示，约83.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产还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其中28.0%的人认为，目前中产阶层“还没成气候”、根本谈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裴振华说。
另一“标准中产”、智力方董事长杨石头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一定是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标准的，他们是沉潜而理性的，他们的价值观会成为未来主流的一种价值观。”
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一个社会变动太快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变动中人们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伴随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中产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承认自己是中产的重要原因。 ★
国外中产更幸福？
国外中产也脆弱。大多数人羡慕的可能是其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向上流动的自由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十年前，刘烨还没去美国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
刘烨，1999年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是南加州橙县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丈夫是一个IT工程师。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刘烨对美国中产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现在的美国人不论自己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他们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 ★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 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
扩大中产的现实路径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如能达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了，中国才能说是基本形成了中产阶层
本刊记者/孙春艳
“你认为自己多久能成为中产？”
2009年12月，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调查显示，受访者期望自己成为中产的平均年限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内实现自己的中产梦想。
5年时光，对一位二三十岁憧憬中产阶层梦想的人，也许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正是“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实施之年，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由消费驱动。
作为消费生力军的中产阶层，扩大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首次提出。
“近年来，国家虽没有专门针对中产阶层发展的促进政策，但中国经济近十年连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进着这一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控高”与“扩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路径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苏海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60年以来，国家进行了4次大的工资分配改革。以他个人为例，现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开放30年来，职工的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长13.6%。
据苏海南介绍，就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经过历次工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加薪后的公务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业单位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业高管人员较大范围内实行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部分中层管理骨干也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这些人员进入中产甚至高收入者群体已经具备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万科集团兑现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层人员，此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这样的例子在上市企业中不在少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取一块，企业取一块，而最后才是个人的。而个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层收入群体）、‘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与‘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时据苏海南介绍，自2007年起，发改委就奉国务院之命起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已经几经修改的草案至今没有通过。
“方案应该就是卡在‘控高’问题上。” 杨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问题上，就曾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争执不断。在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国政府对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动。2009年4月，国家出台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控高”已经部分展开，“扩中”正在进行。据苏海南介绍，目前“扩中”主要是指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措施。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将有所提高，其中部分专业技术骨干的收入可望获得较多增长。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
“不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力图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提低’。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约占总人口的60%至70%。这个群体的初步小康问题不解决，谈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还为时尚早。” 苏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台，届时会涉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容，但重点还在“提低”上。
社会保障任重道远
“中国中产不存在被消灭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整个社会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学者薛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而中国中产阶层只占到整个社会的13%左右。
而当中产阶层的增长遭遇到高房价的时候，无论是中产自身还是整个社会，自然担心这一阶层的发展。2005年出版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们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时，房价因素还没有凸显出来，现在已成为影响中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2009年蓝筹地产评选峰会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然而在保增长的大主题下，2009年房地产市场由“小阳春”迅速转变成全面上涨行情，同时新地王频频出现。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并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在这之后，鼓励普通消费者购房和限制投资性炒作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等多项政策先后出台。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属未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缓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建设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2009年将成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两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价强势上涨的时候，却少见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响中产壮大的房价因素以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建设也逐步完善，中产阶层在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有望缓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最终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未来三年国家投入8500亿资金促进改革，今后三年将实现参保者异地就医结算。
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万名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大病医保的参保人员将领到形似身份证的“社会保障卡”。这张社保卡初期将行使医保功能，今后将拓展到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成为市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目前，北京持医保卡定点就医增至94家医院，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另外，限制中产阶层壮大的户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为基本原则，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使得城镇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申请保障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继2009年2月底上海户籍新政“居住证转户籍”对现有户籍制度开了一个“小口”之后，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希望之灯就在前方，但脚下之路依然漫长。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当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仅剥夺了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
[导读]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中产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个从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产定义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标准中产”裴振华的质疑：中产阶层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和精神，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经常出国的裴振华认为，在美国、欧洲，每个中产家庭除了有一两套宽敞的别墅或公寓外，还有每年在国外度假的习惯，有艺术品收藏，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中产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摆脱了生活压力，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拥有较高的调控水平，意味着很高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道德涵养。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调查显示，约83.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产还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其中28.0%的人认为，目前中产阶层“还没成气候”、根本谈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裴振华说。
另一“标准中产”、智力方董事长杨石头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一定是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标准的，他们是沉潜而理性的，他们的价值观会成为未来主流的一种价值观。”
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一个社会变动太快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变动中人们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伴随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中产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承认自己是中产的重要原因。 ★
国外中产更幸福？
国外中产也脆弱。大多数人羡慕的可能是其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向上流动的自由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十年前，刘烨还没去美国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
刘烨，1999年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是南加州橙县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丈夫是一个IT工程师。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刘烨对美国中产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现在的美国人不论自己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他们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 ★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 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
扩大中产的现实路径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如能达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了，中国才能说是基本形成了中产阶层
本刊记者/孙春艳
“你认为自己多久能成为中产？”
2009年12月，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调查显示，受访者期望自己成为中产的平均年限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内实现自己的中产梦想。
5年时光，对一位二三十岁憧憬中产阶层梦想的人，也许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正是“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实施之年，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由消费驱动。
作为消费生力军的中产阶层，扩大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首次提出。
“近年来，国家虽没有专门针对中产阶层发展的促进政策，但中国经济近十年连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进着这一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控高”与“扩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路径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苏海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60年以来，国家进行了4次大的工资分配改革。以他个人为例，现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开放30年来，职工的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长13.6%。
据苏海南介绍，就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经过历次工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加薪后的公务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业单位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业高管人员较大范围内实行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部分中层管理骨干也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这些人员进入中产甚至高收入者群体已经具备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万科集团兑现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层人员，此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这样的例子在上市企业中不在少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取一块，企业取一块，而最后才是个人的。而个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层收入群体）、‘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与‘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时据苏海南介绍，自2007年起，发改委就奉国务院之命起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已经几经修改的草案至今没有通过。
“方案应该就是卡在‘控高’问题上。” 杨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问题上，就曾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争执不断。在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国政府对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动。2009年4月，国家出台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控高”已经部分展开，“扩中”正在进行。据苏海南介绍，目前“扩中”主要是指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措施。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将有所提高，其中部分专业技术骨干的收入可望获得较多增长。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
“不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力图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提低’。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约占总人口的60%至70%。这个群体的初步小康问题不解决，谈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还为时尚早。” 苏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台，届时会涉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容，但重点还在“提低”上。
社会保障任重道远
“中国中产不存在被消灭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整个社会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学者薛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而中国中产阶层只占到整个社会的13%左右。
而当中产阶层的增长遭遇到高房价的时候，无论是中产自身还是整个社会，自然担心这一阶层的发展。2005年出版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们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时，房价因素还没有凸显出来，现在已成为影响中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2009年蓝筹地产评选峰会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然而在保增长的大主题下，2009年房地产市场由“小阳春”迅速转变成全面上涨行情，同时新地王频频出现。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并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在这之后，鼓励普通消费者购房和限制投资性炒作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等多项政策先后出台。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属未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缓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建设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2009年将成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两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价强势上涨的时候，却少见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响中产壮大的房价因素以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建设也逐步完善，中产阶层在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有望缓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最终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未来三年国家投入8500亿资金促进改革，今后三年将实现参保者异地就医结算。
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万名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大病医保的参保人员将领到形似身份证的“社会保障卡”。这张社保卡初期将行使医保功能，今后将拓展到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成为市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目前，北京持医保卡定点就医增至94家医院，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另外，限制中产阶层壮大的户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为基本原则，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使得城镇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申请保障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继2009年2月底上海户籍新政“居住证转户籍”对现有户籍制度开了一个“小口”之后，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希望之灯就在前方，但脚下之路依然漫长。
从耶鲁毕业的夫妻：张磊捐款内幕，看完落泪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并缺乏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Sunday, January 3, 2010
对比中日刺激政策 美媒称:中国避开了日本老路
日经指数登顶20周年 日本人回顾成绩 中国人吸取教训 美媒对比称—— 前车之鉴中国避开了日本老路
12月29日是东京证券市场上日经平均指数创下历史最高值20周年的日子。当日本民众纪念其上世纪的佳绩时，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随后产生的日本股市崩盘和“失落的十年”的教训。
美国《市场观察》今晨借日本旧事分析中国称，报道中国政府从邻国当时的经济大衰退中获得了宝贵经验，避免了走日本当时的错路。
对比中日之政策
中国的刺激计划相当有效
Image and video hosting by TinyPic
报道援引日本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话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时期全力支持经济，在这场经济大考验中，理应得到最高分。
深谙日本经济泡沫的辜朝明特别提到了中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消费和从国有银行中释放了如“洪水般”的信贷。
他称：“中国意识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适当地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在经济调整的时期继续维持不松懈，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能够保持，避免崩溃，即使面临着泡沫的破裂。”
辜朝明称，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是截然相反的。当时的日本私营部门出现萎缩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紧跟投资刺激消费。这是日本走的一大错路之一。
相反，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举措是最果敢的。2008年12月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会有力地维持两年的经济稳步发展。
对比中日之信贷
中国不轻言退出救市计划
同时，中国的借贷也在扩大。美林预计2009年中国银行扩大的信贷将达到9.5万亿元。而在2010年借贷潮将会有所降温，达到近7.5万亿元左右。
辜朝明称，中国十分清楚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和美国，所有人都对财政刺激计划和货币刺激计划争论不休，但是中国实施的以货币刺激辅佐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显得坚决和果敢。
但他认为，日本198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2007年的水平并不处于一个平面上。
他称，中国从日本的泡沫中深深地上了一课。例如，中国在私营部门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复苏迹象时不轻谈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不妄自菲薄，中国仍然对其2010年的经济反弹持谨慎的态度。
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期间的刺激计划却是“走走停停”，导致了经济的经常性衰退和十分不稳定的复苏。
提醒中国
西方撂挑子或冲击我出口
最后，辜朝明也提醒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中所存在的危险。中国应该警惕北京和上海房价蹿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信贷的扩大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对银行坏账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很脆弱，全球对其产品需求下降，如果西方领导人过快撤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遭遇第二轮打击。
但是不管怎样，很多的担忧相比于2008年危机对政策决定者的挑战来说就显得很小了。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且能够达到8%的增长速度，你才能去想哪些政策“过了”。
辜朝明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就是“扑灭上扬的小火苗”。也就是说，中国最好能够在危机大大减少后微调复苏计划。
货币政策宽松更容易产生泡沫
日本大学经济学教授长谷川今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在引领着全球的经济。
而在中国国内，中国需要维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失业率以及减少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一边往这方面努力的同时，也形成了泡沫。
他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资金在中国找到了“归着点”。大量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寻求投资的机会，而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都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再加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产生泡沫。
1990年底
股市螺旋向下，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陡降，泡沫随之破灭。
1988年
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
1990年
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1987年
日本股票市值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985年底
日本放开存款利率，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地价迅速上涨，东京中心地区商业地价上涨到1983年的350%，住宅价格上涨300%。
1985年
“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日本出口行业受到重大影响，政府增长政策转向依靠内需，并实行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
12月29日是东京证券市场上日经平均指数创下历史最高值20周年的日子。当日本民众纪念其上世纪的佳绩时，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随后产生的日本股市崩盘和“失落的十年”的教训。
美国《市场观察》今晨借日本旧事分析中国称，报道中国政府从邻国当时的经济大衰退中获得了宝贵经验，避免了走日本当时的错路。
对比中日之政策
中国的刺激计划相当有效
Image and video hosting by TinyPic
报道援引日本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话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时期全力支持经济，在这场经济大考验中，理应得到最高分。
深谙日本经济泡沫的辜朝明特别提到了中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消费和从国有银行中释放了如“洪水般”的信贷。
他称：“中国意识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适当地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在经济调整的时期继续维持不松懈，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能够保持，避免崩溃，即使面临着泡沫的破裂。”
辜朝明称，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是截然相反的。当时的日本私营部门出现萎缩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紧跟投资刺激消费。这是日本走的一大错路之一。
相反，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举措是最果敢的。2008年12月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会有力地维持两年的经济稳步发展。
对比中日之信贷
中国不轻言退出救市计划
同时，中国的借贷也在扩大。美林预计2009年中国银行扩大的信贷将达到9.5万亿元。而在2010年借贷潮将会有所降温，达到近7.5万亿元左右。
辜朝明称，中国十分清楚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和美国，所有人都对财政刺激计划和货币刺激计划争论不休，但是中国实施的以货币刺激辅佐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显得坚决和果敢。
但他认为，日本198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2007年的水平并不处于一个平面上。
他称，中国从日本的泡沫中深深地上了一课。例如，中国在私营部门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复苏迹象时不轻谈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不妄自菲薄，中国仍然对其2010年的经济反弹持谨慎的态度。
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期间的刺激计划却是“走走停停”，导致了经济的经常性衰退和十分不稳定的复苏。
提醒中国
西方撂挑子或冲击我出口
最后，辜朝明也提醒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中所存在的危险。中国应该警惕北京和上海房价蹿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信贷的扩大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对银行坏账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很脆弱，全球对其产品需求下降，如果西方领导人过快撤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遭遇第二轮打击。
但是不管怎样，很多的担忧相比于2008年危机对政策决定者的挑战来说就显得很小了。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且能够达到8%的增长速度，你才能去想哪些政策“过了”。
辜朝明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就是“扑灭上扬的小火苗”。也就是说，中国最好能够在危机大大减少后微调复苏计划。
货币政策宽松更容易产生泡沫
日本大学经济学教授长谷川今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在引领着全球的经济。
而在中国国内，中国需要维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失业率以及减少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一边往这方面努力的同时，也形成了泡沫。
他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资金在中国找到了“归着点”。大量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寻求投资的机会，而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都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再加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产生泡沫。
1990年底
股市螺旋向下，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陡降，泡沫随之破灭。
1988年
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
1990年
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1987年
日本股票市值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985年底
日本放开存款利率，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地价迅速上涨，东京中心地区商业地价上涨到1983年的350%，住宅价格上涨300%。
1985年
“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日本出口行业受到重大影响，政府增长政策转向依靠内需，并实行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
Monday, December 7, 2009
彻底被雷焦！中国不花钱买房的传奇故事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
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
我问同学，“你买了多少套房子，多少间铺面?”
“房子22套，铺面12间。”同学炫耀似的答道。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同学虽然是千万级的富翁，但他也不至于能把千万多的钱压在固定资产上吧!我心中默算了一下，非常怀疑!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同学鄙视的看着我。
同学的话，简直令我震耳欲聋，使我目瞪口呆。我连忙虚心请教。于是，同学就对我说出一番匪夷所思、惊世骇俗的话来......以下，都是我同学的话，虽然词句有些出入，但基本语意我还是转述清楚了的。
一、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学的话——
你知道，我的典当生意完全是靠钱生钱。第一次买房时，虽然我有能力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我还是不愿意那么多的现金被房子压死。那时，正流行“零首付”，于是，我一分钱没花，贷款18万买了房(贷款期限为一年)。
一年期满，要还房款和利息了。也不知道是我幸运呢?还是我倒霉!那时，我的资金被一笔业务占用了。为了业务，我不仅还不起房款不说，还得另外新增贷款。迫不得已，我找老关系——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沟兑。当我吞吞吐吐的把“延期还房款并另外新增贷款”的要求说出来后，没想到，信贷经理却诡秘的一笑，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两倍的贷款，那就是两倍的利息啊!你这不是变着方的剥削我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到时，你不还款呢?”信贷经理很镇定。
“啊......”
“被银行收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除去税费后，我还凭空白得了17万。不，这17万我可不能一个人得，我至少要分给他5万。”很快，我反应过来。于是，我对信贷经理会心的一笑......
这，就是我第一次买房的经历。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同学的话：兄弟!我是看你人对，才给你讲这些掏心窝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呢?
作者发言：你就给我讲点实际的例子吧!
同学的话：你知道王二麻子是怎么发家的吗?
作者发言：“那你说说。”王二麻子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是开发房地产的亿万级富翁。
同学的话——
那我就说说。
想当年，王二麻子那个落魄啊!就连他注册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是我临时拆借给他的。如今，别看王二麻子表面风光，他拿地的钱，是从银行贷款的;修房子的钱，是建筑商垫资的。总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空手道”。
房子修好后，王二麻子在正式开盘前，通常要举行一个“内部认购会”。这个内部认购，其实就是王二麻子召集公司内部员工和一些象我这样的、相熟的炒房客(或者干脆是一些从招聘会上收集的、众多的、应聘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这些人的名义来买房子，全部用银行贷款来买。这，就是所谓的“开发商囤房”。
并且，此次交易上报给银行的交易价，必须比实际的内部交易价提高30%。为什么?因为贷款买房要首付两成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收回100万，那你就必须以130万的房价向银行贷款。这样，银行给你的钱就是：130万×0.8=104万;你实际装进口袋的钱就是：104万—4万(给相关银行人员的“好处费”)=100万。
就这样，通过开盘前的内部认购，王二麻子其实已经成功的全部收回了投资，把所有的风险转给了银行。到这时，王二麻子才会开始打广告卖房子，并归还“买地的银行贷款”和“修房子的建筑商垫资”。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同学的话——
你怎么那样笨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想到，后面的操作方法，其实与我炒房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不过，由于已经收回了按揭贷款的首付款，所以后面的操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加价30%，只需按着楼市房价本来的上涨幅度加价就可以了(即每年上涨14%左右)。
什么?万一房价上涨幅度不足于支付贷款利息怎么办?笑话，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中国楼市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当年的贷款利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国楼市的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并且，房价的上涨幅度还不能低于当年贷款利息的真正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居然有学者说，“建筑成本和地价的不断上涨，是房价飞涨的原因。”这简直是扯蛋!其实，“金融成本”才是房价构成的大头，至少要占目前房价的50%。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平方米，今年就得非要卖14000元/平方米。俗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代价!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
三、你讲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楼市的整体形势。
同学的话——
老同学，你太孤陋寡闻了吧。请看：
李树彪案：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共计44笔，涉案金额1.2亿元。
康明案：2000年前后，河南郑州康明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东明花园414套房源，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进行重复抵押贷款共690多套，至少套取银行资金2亿元。
姚康达案：从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房贷7141万元，用于炒作128套住房。
森豪虚假按揭案：从1997年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森豪公寓、太利花园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向中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三家银行骗贷共计16.2亿元。建行广州分行案：2002年，审计署抽查建设银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发现10亿元虚假按揭。仅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某副局长一人，即骗取建行广州市芳村支行按揭贷款3793万元。
曲沪平案：200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在已发放贷款中，发现1.26亿元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存在抵押不实，贷款代理人为“曲沪平”。其后更查出与曲相关的房贷高达91笔，涉及金额4亿元左右。银行不得不委托房屋中介公司出售抵押房产，以回收问题贷款。
同泰案：2006年，北京同泰房地产公司涉嫌利用87份假业主所签购房合同，从银行骗贷6700万元。
成都虚构房产骗贷案：2005年至2008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唐某勾结成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以虚构房产的方式办理房产证进行骗贷。现已发现的涉案房产证已超过一百多套，涉及金额近二千万元!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另外，今年银监会三令五申的明确要求，“贷款发放必须用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资金流入楼市”。然而，40000亿资金依然流入楼市......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为什么全国的银行都明知道是假按揭也要把钱贷给地产商呢?难道银行的官员们都是傻子吗?
其实，银行的官员们一点都不傻。
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人员与开发商其实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参与这项操作的某些银行内部人员决不是希望通过购房者支付贷款利息为银行赚钱，坦白地说，他们是在参与分赃——他们与开发商一起盗取不义之财，将风险转嫁给国家银行，而买单的是真实的购房者。一旦真实的购房者无法买下这个巨单，银行就出现危机。
这时候，买单的就是全国人民了，国家必须银行注资，消除烂帐。国家的钱哪里来?印钞票!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性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老百姓的钱被抢了，被谁抢了?被国家抢去堵漏了，堵开发商和银行某些蛀出来的大洞。这个洞如此之大，堵住了也是一个丑陋的疤，而疼的永远是百姓。
所以我会说——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团结起来瓜分国家金钱(其实是老百姓的存款)的道具。
违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银行官员们不怕啊!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我就没有了责任。即使按揭贷款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况且银行有国家这个后台，就是亏了也不怕，反正银行的官员们现在挣了钱就行。至于银行以后不行了，自然有国家来管，况且那是下届银行官员的事情。难怪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居然在 40%以上!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腐败在银行!!
四、我依然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还没有开发商被收楼呢?
同学的话——
原因有许多，简单的有：
1、你不关心房地产界的新闻。比如“曲沪平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就收了楼，不得不成为了“房东”;
2、由于开发商在银行内部的同伙，掩护工作做的好的缘故，案子没暴。
掩护工作怎么做?很简单——只要一近债务偿还期，开发商就会和“银行内部的同伙”们一起，把房子又一次加价卖给(转按揭)其它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实，房子依然在开发商手里)。这样操作，开发商永远不会被收楼。
虽然这样操作，房价会不断的上涨，并很快的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但是，这样的操作，如果只从官样程序上来看、只从表面的纸上手续来看的话，它是永远合法的。这就是银行官员们敢于给开发商打掩护的原因——因为以目前的银行制度来说，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的官员就没有了责任。
五、你的意思是，目前的银行贷款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
同学的话——
当然!
我能不花钱的买那么多的房子和铺面，甚至还靠房子从银行套出那么多的周转资金做生意，这一切，全都得感谢银行的制度漏洞啊!银行的贷款制度，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制度”啊!
作为一个典当行的老板，以同行的眼光来看，我认为银行贷款的制度漏洞有：
1、抵押物价值的评定方法有缺陷。
比如，明明开发商拿地只用了5000万，他却可以用这块地抵押贷款1个亿;比如，开发商修楼修到盖顶，明明只用了7000万(含地钱)，他却可以用这个楼抵押贷款2个亿。
如果，按照我们典当行的规矩来办，事情又会怎样呢?
当开发商用这块地抵押贷款时，我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拿这块地，是否真的给了政府5000万。并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他也最多只能贷款4000万。因为我要预提风险基金啊!
当开发商用这个楼抵押贷款时，我也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修这个楼，是否真的花了2000万(只算建筑成本，不含地)。我会按照各种人工、各种建筑材料的最低价来核算这个楼的建筑成本。并且，如果开发商修这个楼的确花了2000万，他也最多只能贷款7000万×0.8=5600万(连地一起抵押)。
最后，当购房者按揭贷款时，我绝对不可能按照“购房合同交易价”来发放贷款，购房者最多能获得的贷款金额是：7000万×0.8×购房面积/此楼总面积。
举个例子：有个卖衣服的商人因为生意周转，需要以衣服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你说说，银行是该“按照衣服出厂价的8折”给他贷款呢?还是该“按照衣服零售价的8折”给他贷款。
作者发言：当然该按出厂价算。如果按照零售价算的话，卖衣服的商人干脆不用开店了，他直接把衣服卖给银行赚钱更快!恩，我明白了，怪不得在中国会出现“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这样的奇闻!!!
同学的话：是啊!抵押房的价值，不能由客户之间的交易来决定啊!!
2、责任追究方法有缺陷
“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官员就没有了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在我的典当行，我可不管你的纸上手续是否已经完备，只要是你负责的业务出了问题，嘿嘿!我就找你算帐!!!
另外，让国家损失16.2亿的森豪虚假按揭案暴露后，相关的银行官员居然没有被追究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嘿嘿!如果这样的事是发生在我的典当行，不要说让他家破人亡，我至少会让他和他的亲戚倾家荡产!!!
作者发言：是啊!发生金融案件后，居然不追究相关银行官员的责任。换成是我，我也觉得“打马虎”比尽忠职守更合算!!!怪不得中国的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你说到这儿，就连我这么笨的人也知道了应该如何理顺楼市——只要严格金融制度，让炒房的人不能获得投机的资金，楼市的泡沫自然的就会散去!!
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
我问同学，“你买了多少套房子，多少间铺面?”
“房子22套，铺面12间。”同学炫耀似的答道。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同学虽然是千万级的富翁，但他也不至于能把千万多的钱压在固定资产上吧!我心中默算了一下，非常怀疑!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同学鄙视的看着我。
同学的话，简直令我震耳欲聋，使我目瞪口呆。我连忙虚心请教。于是，同学就对我说出一番匪夷所思、惊世骇俗的话来......以下，都是我同学的话，虽然词句有些出入，但基本语意我还是转述清楚了的。
一、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学的话——
你知道，我的典当生意完全是靠钱生钱。第一次买房时，虽然我有能力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我还是不愿意那么多的现金被房子压死。那时，正流行“零首付”，于是，我一分钱没花，贷款18万买了房(贷款期限为一年)。
一年期满，要还房款和利息了。也不知道是我幸运呢?还是我倒霉!那时，我的资金被一笔业务占用了。为了业务，我不仅还不起房款不说，还得另外新增贷款。迫不得已，我找老关系——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沟兑。当我吞吞吐吐的把“延期还房款并另外新增贷款”的要求说出来后，没想到，信贷经理却诡秘的一笑，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两倍的贷款，那就是两倍的利息啊!你这不是变着方的剥削我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到时，你不还款呢?”信贷经理很镇定。
“啊......”
“被银行收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除去税费后，我还凭空白得了17万。不，这17万我可不能一个人得，我至少要分给他5万。”很快，我反应过来。于是，我对信贷经理会心的一笑......
这，就是我第一次买房的经历。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同学的话：兄弟!我是看你人对，才给你讲这些掏心窝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呢?
作者发言：你就给我讲点实际的例子吧!
同学的话：你知道王二麻子是怎么发家的吗?
作者发言：“那你说说。”王二麻子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是开发房地产的亿万级富翁。
同学的话——
那我就说说。
想当年，王二麻子那个落魄啊!就连他注册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是我临时拆借给他的。如今，别看王二麻子表面风光，他拿地的钱，是从银行贷款的;修房子的钱，是建筑商垫资的。总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空手道”。
房子修好后，王二麻子在正式开盘前，通常要举行一个“内部认购会”。这个内部认购，其实就是王二麻子召集公司内部员工和一些象我这样的、相熟的炒房客(或者干脆是一些从招聘会上收集的、众多的、应聘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这些人的名义来买房子，全部用银行贷款来买。这，就是所谓的“开发商囤房”。
并且，此次交易上报给银行的交易价，必须比实际的内部交易价提高30%。为什么?因为贷款买房要首付两成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收回100万，那你就必须以130万的房价向银行贷款。这样，银行给你的钱就是：130万×0.8=104万;你实际装进口袋的钱就是：104万—4万(给相关银行人员的“好处费”)=100万。
就这样，通过开盘前的内部认购，王二麻子其实已经成功的全部收回了投资，把所有的风险转给了银行。到这时，王二麻子才会开始打广告卖房子，并归还“买地的银行贷款”和“修房子的建筑商垫资”。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同学的话——
你怎么那样笨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想到，后面的操作方法，其实与我炒房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不过，由于已经收回了按揭贷款的首付款，所以后面的操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加价30%，只需按着楼市房价本来的上涨幅度加价就可以了(即每年上涨14%左右)。
什么?万一房价上涨幅度不足于支付贷款利息怎么办?笑话，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中国楼市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当年的贷款利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国楼市的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并且，房价的上涨幅度还不能低于当年贷款利息的真正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居然有学者说，“建筑成本和地价的不断上涨，是房价飞涨的原因。”这简直是扯蛋!其实，“金融成本”才是房价构成的大头，至少要占目前房价的50%。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平方米，今年就得非要卖14000元/平方米。俗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代价!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
三、你讲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楼市的整体形势。
同学的话——
老同学，你太孤陋寡闻了吧。请看：
李树彪案：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共计44笔，涉案金额1.2亿元。
康明案：2000年前后，河南郑州康明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东明花园414套房源，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进行重复抵押贷款共690多套，至少套取银行资金2亿元。
姚康达案：从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房贷7141万元，用于炒作128套住房。
森豪虚假按揭案：从1997年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森豪公寓、太利花园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向中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三家银行骗贷共计16.2亿元。建行广州分行案：2002年，审计署抽查建设银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发现10亿元虚假按揭。仅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某副局长一人，即骗取建行广州市芳村支行按揭贷款3793万元。
曲沪平案：200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在已发放贷款中，发现1.26亿元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存在抵押不实，贷款代理人为“曲沪平”。其后更查出与曲相关的房贷高达91笔，涉及金额4亿元左右。银行不得不委托房屋中介公司出售抵押房产，以回收问题贷款。
同泰案：2006年，北京同泰房地产公司涉嫌利用87份假业主所签购房合同，从银行骗贷6700万元。
成都虚构房产骗贷案：2005年至2008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唐某勾结成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以虚构房产的方式办理房产证进行骗贷。现已发现的涉案房产证已超过一百多套，涉及金额近二千万元!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另外，今年银监会三令五申的明确要求，“贷款发放必须用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资金流入楼市”。然而，40000亿资金依然流入楼市......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为什么全国的银行都明知道是假按揭也要把钱贷给地产商呢?难道银行的官员们都是傻子吗?
其实，银行的官员们一点都不傻。
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人员与开发商其实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参与这项操作的某些银行内部人员决不是希望通过购房者支付贷款利息为银行赚钱，坦白地说，他们是在参与分赃——他们与开发商一起盗取不义之财，将风险转嫁给国家银行，而买单的是真实的购房者。一旦真实的购房者无法买下这个巨单，银行就出现危机。
这时候，买单的就是全国人民了，国家必须银行注资，消除烂帐。国家的钱哪里来?印钞票!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性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老百姓的钱被抢了，被谁抢了?被国家抢去堵漏了，堵开发商和银行某些蛀出来的大洞。这个洞如此之大，堵住了也是一个丑陋的疤，而疼的永远是百姓。
所以我会说——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团结起来瓜分国家金钱(其实是老百姓的存款)的道具。
违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银行官员们不怕啊!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我就没有了责任。即使按揭贷款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况且银行有国家这个后台，就是亏了也不怕，反正银行的官员们现在挣了钱就行。至于银行以后不行了，自然有国家来管，况且那是下届银行官员的事情。难怪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居然在 40%以上!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腐败在银行!!
四、我依然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还没有开发商被收楼呢?
同学的话——
原因有许多，简单的有：
1、你不关心房地产界的新闻。比如“曲沪平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就收了楼，不得不成为了“房东”;
2、由于开发商在银行内部的同伙，掩护工作做的好的缘故，案子没暴。
掩护工作怎么做?很简单——只要一近债务偿还期，开发商就会和“银行内部的同伙”们一起，把房子又一次加价卖给(转按揭)其它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实，房子依然在开发商手里)。这样操作，开发商永远不会被收楼。
虽然这样操作，房价会不断的上涨，并很快的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但是，这样的操作，如果只从官样程序上来看、只从表面的纸上手续来看的话，它是永远合法的。这就是银行官员们敢于给开发商打掩护的原因——因为以目前的银行制度来说，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的官员就没有了责任。
五、你的意思是，目前的银行贷款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
同学的话——
当然!
我能不花钱的买那么多的房子和铺面，甚至还靠房子从银行套出那么多的周转资金做生意，这一切，全都得感谢银行的制度漏洞啊!银行的贷款制度，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制度”啊!
作为一个典当行的老板，以同行的眼光来看，我认为银行贷款的制度漏洞有：
1、抵押物价值的评定方法有缺陷。
比如，明明开发商拿地只用了5000万，他却可以用这块地抵押贷款1个亿;比如，开发商修楼修到盖顶，明明只用了7000万(含地钱)，他却可以用这个楼抵押贷款2个亿。
如果，按照我们典当行的规矩来办，事情又会怎样呢?
当开发商用这块地抵押贷款时，我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拿这块地，是否真的给了政府5000万。并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他也最多只能贷款4000万。因为我要预提风险基金啊!
当开发商用这个楼抵押贷款时，我也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修这个楼，是否真的花了2000万(只算建筑成本，不含地)。我会按照各种人工、各种建筑材料的最低价来核算这个楼的建筑成本。并且，如果开发商修这个楼的确花了2000万，他也最多只能贷款7000万×0.8=5600万(连地一起抵押)。
最后，当购房者按揭贷款时，我绝对不可能按照“购房合同交易价”来发放贷款，购房者最多能获得的贷款金额是：7000万×0.8×购房面积/此楼总面积。
举个例子：有个卖衣服的商人因为生意周转，需要以衣服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你说说，银行是该“按照衣服出厂价的8折”给他贷款呢?还是该“按照衣服零售价的8折”给他贷款。
作者发言：当然该按出厂价算。如果按照零售价算的话，卖衣服的商人干脆不用开店了，他直接把衣服卖给银行赚钱更快!恩，我明白了，怪不得在中国会出现“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这样的奇闻!!!
同学的话：是啊!抵押房的价值，不能由客户之间的交易来决定啊!!
2、责任追究方法有缺陷
“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官员就没有了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在我的典当行，我可不管你的纸上手续是否已经完备，只要是你负责的业务出了问题，嘿嘿!我就找你算帐!!!
另外，让国家损失16.2亿的森豪虚假按揭案暴露后，相关的银行官员居然没有被追究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嘿嘿!如果这样的事是发生在我的典当行，不要说让他家破人亡，我至少会让他和他的亲戚倾家荡产!!!
作者发言：是啊!发生金融案件后，居然不追究相关银行官员的责任。换成是我，我也觉得“打马虎”比尽忠职守更合算!!!怪不得中国的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你说到这儿，就连我这么笨的人也知道了应该如何理顺楼市——只要严格金融制度，让炒房的人不能获得投机的资金，楼市的泡沫自然的就会散去!!
Thursday, November 26, 2009
联合报: 房奴+二奶《蜗居》最火,住北京比台北苦
当前大陆最火红、收视率破十的电视剧《蜗居》，倾诉市井小民的卑微心声，和对不公社会的吶喊；这些磨难，来自于对“蜗居”的渴望。
“蜗居”喻意是都市白领阶级宛如蜗牛居无定所，唯有蜷曲在蜗牛壳般的小租屋里，解决基本住的问题。拼命赚钱一圆“房事”，成了多数小老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蜗居》一剧描述来自乡下、有复旦大学高学历的女主角郭海萍和丈夫，在租来的六、七坪的小房子过了五年。为了买房，夫妻省吃俭用，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连每月三十三元人民币的交通费，也想尽办法省下来。
“什么为人民服务，是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吧！”为了找房，看尽建商脸色的海萍，充满对社会的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可是有了房子，不意味就此“幸福快乐”，而是痛苦的开始。
“每天一睁开眼，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管理费三百四、煤气水电二百，我每天至少得进帐四百，这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最终拥有自己小窝的海萍，一语道尽不少都市人煎熬。
即便如此，一批批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仍想尽办法买房。大陆一项吸引三十六万名网友投票的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
《蜗居》所以吸引人，是因剧中表现的“房奴”、“二奶”、“反腐”等当下大陆社会热门话题，引起观众共鸣。
尤其，在房价飙升年代，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搭运作，让大陆观众看得又恨又爱，鲜活地刻画都市白领的生存状态。一片叫好声中，《蜗居》却因部分内容太过写实、台词过于辛辣，引起众多争议。
《蜗居》现象反映出，继历史剧后，社会问题剧成为大陆当红题材，诸如《嫁衣》、《房子》、《中国家庭》等电视剧，收视率都表现非凡。
此类戏剧，不仅呈现有血有肉普罗家庭生活，也深入到大陆社会各个层面，让观众不自觉发现，剧情和自身生活竟如此切合，不禁“心有戚戚焉”。
住北京比台北苦
年轻人要在北京“生存”，比在台北生活要苦。
月薪一万元人民币(约台币四万八千元)，是一般北京老百姓“中薪阶级”；但对在外商公司服务五年、三十岁的小同，“这丁点儿”薪水，却被房贷啃掉一大块。
小同前年初结婚，靠双方父母赞助，在五环外回龙观，买了总价八十多万元的新房，贷款六十五万。当时，房价，一平米约七、八千元(一坪约十一万台币)。
“有产阶级”小同，生活被房贷压得苦不堪言。“我光月供房贷，就要四千元”，已育有一子的小同，扣掉柴米油盐支出、给父母的安亲费、老婆和宝宝的生活费，他每月生活费竟只剩一千元不到，比民工还惨。
出身山西的他，郁闷地说，在北京“生存”十年，仍是苦哈哈，有时想想不如回老家，有房有车，一个月三、五千元就够了。
麦兜族 奋斗代名词
《蜗居》引发网友关于房子与爱情的讨论。“麦兜族”成大陆时下流行语。
“麦兜族”是指没有显赫家境，辛苦地在城市为生计奔波的草根阶层。他们购房、买车的梦，都得经由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精神富有，乐观向上，锲而不舍，有人说，“麦兜族”是奋斗的代名词。
香港动画片里的麦兜，是只平凡的小猪；现实中也有与麦兜相似的一群人，出生于80年代后，他们在大城市挥汗打拼、默默奋斗。“麦兜族”与“富二代”截然不同，凡事须亲力亲为。
当北京中产得月入五万
《蜗居》的女主角海萍误以为有房就是中产阶级，因为美国就是如此，她的丈夫苏淳却吐槽，指中国人“消费向欧美看齐，收入向非洲看齐”。
在高房价的北京，“家庭月收入五万人民币(近二十五万台币)，才叫中产阶级”，主管房地产业务的北京触动传媒副总经理朱克说。
他多年的观察，发现北京的财富结构呈现“哑铃状”。大陆各地财力雄厚者，多会在北京置产，增加了房市需求；同时，北京可开发地越来越少，导致北京房价上涨。
但“哑铃”下端状况又是如何？朱克表示，大学毕业初就业的月薪大约两千八至三千元；工作五、六年后，大约五千多元。这样的薪水，根本无力负担北京的高房价。
他举例，北京四环内的新房，每平米都上看四万元(每坪六十万台币)；即便东二环的五年二手房，都还维持两万五(每坪三十七万元)的水平。“年轻人没长辈支持很难置产。”
正因北京的高房价，孕育出一批“轻移民”。众多薪水微薄的年轻人，被迫住到距离市中心十几、二十公里的郊区，甚至三十多公里外，每天上下班通勤得花两小时以上。
“蜗居”喻意是都市白领阶级宛如蜗牛居无定所，唯有蜷曲在蜗牛壳般的小租屋里，解决基本住的问题。拼命赚钱一圆“房事”，成了多数小老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蜗居》一剧描述来自乡下、有复旦大学高学历的女主角郭海萍和丈夫，在租来的六、七坪的小房子过了五年。为了买房，夫妻省吃俭用，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连每月三十三元人民币的交通费，也想尽办法省下来。
“什么为人民服务，是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吧！”为了找房，看尽建商脸色的海萍，充满对社会的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可是有了房子，不意味就此“幸福快乐”，而是痛苦的开始。
“每天一睁开眼，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管理费三百四、煤气水电二百，我每天至少得进帐四百，这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最终拥有自己小窝的海萍，一语道尽不少都市人煎熬。
即便如此，一批批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仍想尽办法买房。大陆一项吸引三十六万名网友投票的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
《蜗居》所以吸引人，是因剧中表现的“房奴”、“二奶”、“反腐”等当下大陆社会热门话题，引起观众共鸣。
尤其，在房价飙升年代，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搭运作，让大陆观众看得又恨又爱，鲜活地刻画都市白领的生存状态。一片叫好声中，《蜗居》却因部分内容太过写实、台词过于辛辣，引起众多争议。
《蜗居》现象反映出，继历史剧后，社会问题剧成为大陆当红题材，诸如《嫁衣》、《房子》、《中国家庭》等电视剧，收视率都表现非凡。
此类戏剧，不仅呈现有血有肉普罗家庭生活，也深入到大陆社会各个层面，让观众不自觉发现，剧情和自身生活竟如此切合，不禁“心有戚戚焉”。
住北京比台北苦
年轻人要在北京“生存”，比在台北生活要苦。
月薪一万元人民币(约台币四万八千元)，是一般北京老百姓“中薪阶级”；但对在外商公司服务五年、三十岁的小同，“这丁点儿”薪水，却被房贷啃掉一大块。
小同前年初结婚，靠双方父母赞助，在五环外回龙观，买了总价八十多万元的新房，贷款六十五万。当时，房价，一平米约七、八千元(一坪约十一万台币)。
“有产阶级”小同，生活被房贷压得苦不堪言。“我光月供房贷，就要四千元”，已育有一子的小同，扣掉柴米油盐支出、给父母的安亲费、老婆和宝宝的生活费，他每月生活费竟只剩一千元不到，比民工还惨。
出身山西的他，郁闷地说，在北京“生存”十年，仍是苦哈哈，有时想想不如回老家，有房有车，一个月三、五千元就够了。
麦兜族 奋斗代名词
《蜗居》引发网友关于房子与爱情的讨论。“麦兜族”成大陆时下流行语。
“麦兜族”是指没有显赫家境，辛苦地在城市为生计奔波的草根阶层。他们购房、买车的梦，都得经由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精神富有，乐观向上，锲而不舍，有人说，“麦兜族”是奋斗的代名词。
香港动画片里的麦兜，是只平凡的小猪；现实中也有与麦兜相似的一群人，出生于80年代后，他们在大城市挥汗打拼、默默奋斗。“麦兜族”与“富二代”截然不同，凡事须亲力亲为。
当北京中产得月入五万
《蜗居》的女主角海萍误以为有房就是中产阶级，因为美国就是如此，她的丈夫苏淳却吐槽，指中国人“消费向欧美看齐，收入向非洲看齐”。
在高房价的北京，“家庭月收入五万人民币(近二十五万台币)，才叫中产阶级”，主管房地产业务的北京触动传媒副总经理朱克说。
他多年的观察，发现北京的财富结构呈现“哑铃状”。大陆各地财力雄厚者，多会在北京置产，增加了房市需求；同时，北京可开发地越来越少，导致北京房价上涨。
但“哑铃”下端状况又是如何？朱克表示，大学毕业初就业的月薪大约两千八至三千元；工作五、六年后，大约五千多元。这样的薪水，根本无力负担北京的高房价。
他举例，北京四环内的新房，每平米都上看四万元(每坪六十万台币)；即便东二环的五年二手房，都还维持两万五(每坪三十七万元)的水平。“年轻人没长辈支持很难置产。”
正因北京的高房价，孕育出一批“轻移民”。众多薪水微薄的年轻人，被迫住到距离市中心十几、二十公里的郊区，甚至三十多公里外，每天上下班通勤得花两小时以上。
Wednesday, November 25, 2009
联合早报：房价再涨，上海留不住人才？
新加坡联合早报25日在《中国早点》栏目刊发《房事扰人才》一文，文中从个案谈起，从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故事来探讨高房价的成因和可能解决方式。
文章摘录如下:
“我真的想留在上海，但我真的买不起房子。”
一个在金融业工作了几年，月入1万元(人民币，下同)，却因为存不够首期贷款而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对媒体这样说。
对许多在上海寻求发展的人来说，收入跟不上房价甚至差距越来越大是普遍的问题。年轻人面临结婚筑巢的需要，努力存钱，但等到收入和存款增加了，房价却也涨了几轮，远远地把人抛在后头。首期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上海房地产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一样，近几年来不断被各种因素炒上去。对许多市民来说，房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不错的”收入所能承受的地步。
但另一方面，各种新落成的楼房每平方米的平均价却不断创下新高，和许多社会一样，这既是让人看傻眼的数字，也是让更多受薪阶级看得心痛的消息。
政府和不少人都开始担心，房价一旦再涨上去，甚至会造成上海市留不住人才。
然而也有不少人相信，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是骑虎难下的局面。因为房价高涨，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大部分收入来源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例如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收入就达到242亿元，实现了全年指标的61.7%。而且单是靠五次“地王级”的拍卖土地交易，政府收入就又多了差不多相等的数目，也就是说，仅仅前三季，市政府在土地出让方面的收益就将近500亿元。
北京的情形也不遑多让，据报道，拍卖土地收益大概是640亿元。
而土地拍卖价高，卖出来的楼房可以想见对一般市民来说只有一种价钱，就是“长叹价”。
除了是大笔收入的诱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轻易放手，因为这还涉及越来越庞大的房地产商和连带的利益链，甚至整体经济发展，兹事体大。
其实，要治理这一现象是有办法的，只是没有被重视和认真运用，其中原因当然同样涉及政府和房地产商经济利益的考虑。例如针对中低收入户的经济适用房，这一政策在全国按不同地区的情况有不同标准，在沪上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家庭人均财产要在7万以下、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300元以下；五年内没有房产交易、人均住宅在15平方米以下；拥有上海户口七年，在申请地居住满五年。
这基本上是要保证本地居民住房的利益，用意良好，但是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太苛？而且，经济适用房似乎从来没有达到理论上应该达到的建设总量，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没有认真在执行。
另一种协助更低收入户的政策是廉租房，用意是帮助真正的贫困户。但廉租房条件不佳，对收入越来越丰厚的白领阶级来说，恐怕是既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
而为了留住外来人才，当局去年开始推出了另一种白领廉租公寓，只为外地人才提供，但目前只有两处楼盘，根本对日益增加的外地白领供不应求。
政策如果没有落实，落实期间如果不能灵活调整，那就是死的政策。如果像坊间批评的一样，是担心为民众安身家的房屋过多会导致市场失衡，为什么不从宏观上调控供给与需求？与其让民众在一次次失望与焦急中不断累积对政府的民怨，为什么不从经济利益中稍微抽离，设法平衡发展商、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从平衡利益的寻找过程中发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报道说，那个青年和女友真的决定离开上海了，回老家结婚，买一间大房子，当有钱人去。
文章摘录如下:
“我真的想留在上海，但我真的买不起房子。”
一个在金融业工作了几年，月入1万元(人民币，下同)，却因为存不够首期贷款而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对媒体这样说。
对许多在上海寻求发展的人来说，收入跟不上房价甚至差距越来越大是普遍的问题。年轻人面临结婚筑巢的需要，努力存钱，但等到收入和存款增加了，房价却也涨了几轮，远远地把人抛在后头。首期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上海房地产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一样，近几年来不断被各种因素炒上去。对许多市民来说，房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不错的”收入所能承受的地步。
但另一方面，各种新落成的楼房每平方米的平均价却不断创下新高，和许多社会一样，这既是让人看傻眼的数字，也是让更多受薪阶级看得心痛的消息。
政府和不少人都开始担心，房价一旦再涨上去，甚至会造成上海市留不住人才。
然而也有不少人相信，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是骑虎难下的局面。因为房价高涨，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大部分收入来源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例如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收入就达到242亿元，实现了全年指标的61.7%。而且单是靠五次“地王级”的拍卖土地交易，政府收入就又多了差不多相等的数目，也就是说，仅仅前三季，市政府在土地出让方面的收益就将近500亿元。
北京的情形也不遑多让，据报道，拍卖土地收益大概是640亿元。
而土地拍卖价高，卖出来的楼房可以想见对一般市民来说只有一种价钱，就是“长叹价”。
除了是大笔收入的诱因，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轻易放手，因为这还涉及越来越庞大的房地产商和连带的利益链，甚至整体经济发展，兹事体大。
其实，要治理这一现象是有办法的，只是没有被重视和认真运用，其中原因当然同样涉及政府和房地产商经济利益的考虑。例如针对中低收入户的经济适用房，这一政策在全国按不同地区的情况有不同标准，在沪上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家庭人均财产要在7万以下、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300元以下；五年内没有房产交易、人均住宅在15平方米以下；拥有上海户口七年，在申请地居住满五年。
这基本上是要保证本地居民住房的利益，用意良好，但是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太苛？而且，经济适用房似乎从来没有达到理论上应该达到的建设总量，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没有认真在执行。
另一种协助更低收入户的政策是廉租房，用意是帮助真正的贫困户。但廉租房条件不佳，对收入越来越丰厚的白领阶级来说，恐怕是既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
而为了留住外来人才，当局去年开始推出了另一种白领廉租公寓，只为外地人才提供，但目前只有两处楼盘，根本对日益增加的外地白领供不应求。
政策如果没有落实，落实期间如果不能灵活调整，那就是死的政策。如果像坊间批评的一样，是担心为民众安身家的房屋过多会导致市场失衡，为什么不从宏观上调控供给与需求？与其让民众在一次次失望与焦急中不断累积对政府的民怨，为什么不从经济利益中稍微抽离，设法平衡发展商、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从平衡利益的寻找过程中发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报道说，那个青年和女友真的决定离开上海了，回老家结婚，买一间大房子，当有钱人去。
Tuesday, November 24, 2009
联合早报: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 生活品质让人困惑
踏足世界闻名的大上海，顿感一派嘈杂喧嚣
联合早报今天发表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说，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个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前不久，我去上海一个传媒论坛，看了上海博览会建设现场，也去了邻近的江苏省看了小城市。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我一时困惑了：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踏足世界闻名的大上海，顿感一派嘈杂喧嚣，而步入江苏小城张家港，顷刻被一片安宁清爽包围。
城市化进程风起云涌
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体态巨大肥胖，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专家认为，北京由于水资源短缺，人口上限为1800 万，但现在北京居民加上外来长住人口，已近1700万，且每年仍以高速度增加。每逢节假日的长休，大量外地观光客涌入北京，举目望去到处人山人海。
更有甚者，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近期发出惊人之语：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非常有可能形成北京、上海两大超级都市。他认为这两大超级都市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30％，达到5亿人，大北京将达3亿人，大上海将达2亿人。为此，房价当然要上涨，与当前价格相比再翻一倍都有可能。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副口号是：“Our City， Your Joy”。在世博会之氛围环绕下，让我们回顾一番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步伐，并兼同探讨一下city和joy的问题。
据悉，2000年初始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预告：世界将有两大事件会对于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带来深刻影响，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互联网已见证），二是中国兴起的城市化运动（正在形成见证）。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6月15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表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8年末，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 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目前，中国城市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有：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
中国房地产研究学者王涌彬指出，中国城镇人口将在2010年首次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到2020年，城镇人口约达六成；到2030年城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七成。也就是说，如2030年中国人口仍然13亿的话，其中9亿多人住进了城镇。在此，且看两个典型例子。
广东省自报，城镇人口25年翻了三倍，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的市辖区人口均超过100万人，标志着改革开放后广东的百万人口城市由1个发展为4个。迄今广东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城镇人口比重大都超过80％。
江苏省自报，2008年底全省城市化水平超过55％，提前两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城市化目标。江苏可以用不超过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向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过渡。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还在轰轰烈烈地大规模演进。专家指出，根据城镇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才开始减缓，城镇化才会转为以城镇现代化为重点。如此说来，中国全部的城市化进程，到2020年才能基本告一段落。
宜居小城张家港
来到江苏的县级小城张家港，对中国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我有了真切的感性认识。站在人工挖掘的0.7平方公里的暨阳湖堤岸，眺望着2002年市政府以国际招标方式聘来美国HILL景观公司中标设计的生态新城，你不得不惊叹：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乾净、宜居。
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乾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要知道，这个2008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极其年轻，1962年才从常熟和江阴两块地域中，各划出几个公社，草草建立起沙洲县。由于乡镇企业做得好，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沙洲县，设立张家港市。迄今，这个面积只有998.48平方公里的小城，已经获得“国家第一批卫生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生态市”、 “国家节水型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90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据2007年末的统计，张家港市户籍总人口88万8000人，其中外来暂住人口竟然占60万人。2008年张家港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25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12.48亿元，第二产业为542.54亿元，第三产业为286.6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9.57万元，折合1.22万美元。
经济发展使得财力雄厚，财力雄厚又使梦想实现。2000年，张家港市政府决定，利用修建沿江高速公路集中取土的机会，开挖一个大人工湖——取名暨阳湖，以期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生态环境。其后他们采取国际化招标，引进了美国景观公司的整体设计方案。其总体功能定位是：以生态理念为指导，利用生态技术，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建成集休闲、娱乐、度假和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
穿行于张家港，所见商业繁荣，交通便捷，一幢幢现代化的新型住宅比比皆是，被音乐喷泉、沙滩栈桥、假日广场、生态湿地等环绕，不难想象，这些通过绿化、水系、园林小品创造出来的自然环境，给居住其间的人们带来了何等惬意。
尤其是，她的整体布局高雅清丽，不落俗套，堪称颇具特点的优质城市。张家港的房价虽然也在不断上涨，但比起她周边的超大城市上海，价格就便宜多了，仅为那里的三分之一左右。
大北京和大上海的竞争
21世纪，有能力的国家以发展世界城市（World City）为战略选择，以期在全球化时代获取更大发展空间，全球化塑造和改变着城市的功能，且强有力地影响着城市化。中国在迅速走向世界大国，北京和上海当然更想在全球化中争得耀眼出位。为此，大北京、大上海，已是呼之欲出。
“大北京地区”是中国的首都圈，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另有河北省的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面积 16.87万平方公里。这个概念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主持推出，其规划借鉴了大巴黎地区、大伦敦地区和纽约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整体性理论”，旨在统筹建设京津和冀北三地，试图通过合理布局，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疏散北京部分功能，协作发展沿海港口和工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京津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这个计划五年前即已公布，但一直未见行动。
今年，铁道部在应对金融危机展开宏观布网的大举措中，顺便把大北京地区的概念加以实施。其中，围绕北京打造的1小时交通圈，涵盖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城市，也就是曾经推出的大北京地区。此外，还将建设从北京到达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的1小时至8小时交通圈，所有铁路工程预计2012年完工。
“大上海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圈，地域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诸多中小城市。为此，上海周边江浙一带的各类城市都在积极“接轨上海”，一方面想分一杯经济之羮，另一方面想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地位骤升，上海更成为挑战东京和纽约、有望登上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角逐者。上海同样在建设以她为中心的1小时和2小时交通通勤圈，大上海地区的成型也是指日可待。
而在建立金融中心的问题上，北京和上海也存在竞争。北京作为首都，本已享受着天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仍然在争金融中心，北京市发改委对外发布的《意见》中，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北京的说法是：国际金融中心可分为多个级别，即全球范围的金融中心、洲际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特定范畴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国对外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则搬出党中央，说党中央对上海的希望和要求是，“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然而北京具有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的独特资源，上海是无法比的。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效、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北京、上海这的大城市会出现滚雪球现象，使其越滚越大，真有可能大到数亿人在大北京、大上海周边围居，就是其他大中城市，也会与周边城镇一起出现滚雪球的效应，使得中国的十多亿人口日益居住集中。
至于水资源等关乎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北京已率先开始寻找对策。
上海世博把城市与生活作为主题，无疑对中国最具实际意义，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怎样把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愿世博会后人们能找到答案并付诸实施。
Monday, November 2, 2009
领馆小姐咔嚓一剪刀 剪断了海外华人哪根筋
北方憨哥
朋友老张半年前入了籍，这个月老母亲要过80大寿，上周第一次去办理中国签证，领馆工作人员告知他取件时要带原中国护照。当老张兴致勃勃去拿签证，不曾想领馆小姐咔嚓一剪刀，他的中国护照从此作废，中国国籍不再。老张为入籍犹豫多年，期间换过几次护照，旧护照同样被剪个角以示作废，可是这一次绝对不同，用老张的话说，这一剪刀下去，如同剪断了自己的一根筋，这根筋，连着中国的血脉，真不知道回去跟老母亲怎么交待。
老张告诉我一件事儿，他的一位堂兄，早年移民美国，若干年后入了籍，兴冲冲的回到中国，自打下了飞机，逢熟人就说“我是美国人了”，得到的全是赞美和羡慕，炫耀了一路回到家乡，兴奋的忘乎所以地见到了老父亲仍然炫耀：“爹，我是美国人了”，没成想，老父亲一拐杖打在身上，让他跪在祖宗的牌位下，训斥道：“孽障，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男人，怎么会生出来你这个美国儿子？美国人的爹我当不了，你这辈子铁定是一个中国人。”
这位堂兄显然混淆了国籍和族裔之间法理与情理的关系。美国人AMERICAN与中国人CHINESE、美国公民AMIRICAN CITIZEN与中国公民CHINESE CITIZEN、居民RESIDENT等最简单的词汇，被我们个个诺贝尔级别的高智商给搞糊涂了。这么说吧，我们俗称日本人为东洋人，欧美人为西洋人，统称洋人，如果你加入了美国籍，你这样跟国人说：我是洋人我是洋妞，国人必然贻笑大方。尽管你通关和住店必须按外国人对待，是从法理层面上认定你是外国公民，而公民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的身份。中国人的称谓，更注重情理和血缘的层面，代表着民族的属性，即便在美国也有种族之分，不然反什么种族歧视。国籍是可以改变的，族裔是很难跟着转移的；干亲是可以认的，血亲却是无法更改的，不管你认与否。
长期以来，入不入外国籍，一直是困扰许多海外华人的一个大问题。有个别人对此颇有微辞，总是把出国回国入籍不入籍和政治问题和忠诚问题和爱国问题挂钩，我不敢苟同。对大多数海外华人而言，出国和入籍，主要是个人的考虑：为了生活，我们四处漂波，命运在苦乐中交错，有几个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派驻国外的，或者是为了效忠美国和西方世界到国外来的？如同农民进城打工，只是个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广阔的出路，无论能不能实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个霸王条款，值得商榷。看到过报道，外交部官员回答海外华人的提问时答复，新中国成立时是允许双重国籍的，那个时候西方的华侨还不多，该条款是当年考虑到东南亚华侨而制定的。如今移民欧美的国人增加，加之西方许多国家允许双重国籍，同时中国国情和东南亚的华侨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允许双重国籍的呼声不断升高。
就我个人的观感，海外华人加入外国籍，同时希望保留中国籍，主要是从工作和生活便利出发的，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一定的情感，尤其是对中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内心有很深的中国根的情结；加之西方许多国家依据出生地法则，移民入籍并非永久的保障；此外，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护照到许多国家可免签证，工作生活旅游好处多多，是很大的诱惑；还有，入了籍不用考虑绿卡居住时间的限定等等，有些人入籍也是无奈的选择。
有人指责入外国籍又想保留中国籍，批评这些海外华人试图脚踩两只船，两头便宜都想占，并拿入籍宣誓来说事儿，甚至质疑这些海外华人的忠诚度和个人品德，我看是上纲上线了。宣誓加入美国籍，美国法律并没有要求你放弃中国籍，入籍华人自己的愿望也未必都想放弃中国籍，要和中国恩断情绝。许多的美国人都是双重国籍，又怎么样？难道这些美国人都有忠诚度的问题和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怎么中国人希望保留中国籍就有问题了？
有的人或许很高尚，入了美国籍，对中国籍不屑一顾，那么我想请这些高尚的朋友重温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章住宿登记的几个条款：
“第二十九条 外国人在宾馆、饭店、旅店、招待所、学校等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团体及其他中国机构内住宿，应当出示有效护照或者居留证件，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在非开放地区住宿还要出示旅行证。
第三十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民家中住宿，在城镇的，须于抵达后24小时内，由留宿人或者本人持住宿人的护照、证件和留宿人的户口薄到当地公安机关申报，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在农村的，须于72小时内向当地派出所或者户籍办公室申报。
第三十一条 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机构内或者在中国的外国人家中住宿，须于住宿人抵达后24小时内，由留宿机构、留宿人或者本人持住宿人的护照或者居留证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
中国人入外国籍后回中国即便是回自己的家，需要签证的麻烦和其他更多的限制条款咱就不说了，单单就上述几条，你回中国的时候都遵守了吗？都照办了吗？如果你没有遵守，没有照办，那你就不要在这里唱高调了。你已经是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的“美国人”了，总在批评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国家，那么请问你旅行中国怎么就不遵纪守法呢？中国的一些不民主和有法不依，就是被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美国人”带坏的，呵呵。
记得南非领馆早就有告示要求新入籍的华裔访客第一次申请中国入境签证时，提交所持有的中国护照，剪个角作废。洛杉矶、纽约、温哥华领馆我都去过，不曾看到签证须知上有这项规定，据说是去年奥运会前后，非法持中国护照入境持外国护照离境被处以罚款责令注销户口以及持中国证件进入香港持外国护照离开香港被诉诸法律现象增加，给口岸管理和旅行者都带来了不少麻烦，相关部门才给各领馆下达通知，加强这一措施，而各地宽严不一。
我很理解朋友老张的心情，他说的话，或许并不算夸张，这一剪刀真的非同寻常。虽然我不曾考虑过入籍问题，但就个人的观点，我是赞同双重国籍的，至少应该给那些中国出生的中国人一个选择：你是中国出生，你加入了外国籍，如果你申请保留中国籍，中国政府应当允许，这无论从情感上和法理上，都是说得过去的。至于第二代，在外国出生的孩子们，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也未必都有那么多的考虑了。
有时候略感一丝悲哀，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颇有爹不疼娘不爱亲戚朋友不待见的感觉。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海外，港澳同胞可以双重国籍还有返乡证；台湾同胞可以双重国籍还有台胞证，行走世界如走平地，怎么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就不能？西方国家美其名曰最关注中国大陆平民的人权，可是偏偏对中国大陆平民实行最严格的签证政策。中国大陆平民好不容易拿到了外国护照不必犯难了，可是中国护照又废掉了，回家也要办签证了，给个侨胞证免签也行啊！唉，做人难，做中国人更难，做海外的中国人更是难上加难，怎么那么多不顺心呢。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不知中国担心什么？当今的执政者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怎么在这一点上连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都没有呢？著名的移民国家加拿大，3000多万人口，而常年居住在外国的加拿大公民达到280 万，被戏称为加拿大的“海外省”，据说这里面香港人就占去了5万。现在有几千万华人居住在世界各地，如果中国大陆政府承认双重国籍或者对国人依据出生地法则承认双重国籍，中国不就多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外务省”了吗，哈，比较起来“大家拿”，也不算是负担太重。
朋友老张半年前入了籍，这个月老母亲要过80大寿，上周第一次去办理中国签证，领馆工作人员告知他取件时要带原中国护照。当老张兴致勃勃去拿签证，不曾想领馆小姐咔嚓一剪刀，他的中国护照从此作废，中国国籍不再。老张为入籍犹豫多年，期间换过几次护照，旧护照同样被剪个角以示作废，可是这一次绝对不同，用老张的话说，这一剪刀下去，如同剪断了自己的一根筋，这根筋，连着中国的血脉，真不知道回去跟老母亲怎么交待。
老张告诉我一件事儿，他的一位堂兄，早年移民美国，若干年后入了籍，兴冲冲的回到中国，自打下了飞机，逢熟人就说“我是美国人了”，得到的全是赞美和羡慕，炫耀了一路回到家乡，兴奋的忘乎所以地见到了老父亲仍然炫耀：“爹，我是美国人了”，没成想，老父亲一拐杖打在身上，让他跪在祖宗的牌位下，训斥道：“孽障，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男人，怎么会生出来你这个美国儿子？美国人的爹我当不了，你这辈子铁定是一个中国人。”
这位堂兄显然混淆了国籍和族裔之间法理与情理的关系。美国人AMERICAN与中国人CHINESE、美国公民AMIRICAN CITIZEN与中国公民CHINESE CITIZEN、居民RESIDENT等最简单的词汇，被我们个个诺贝尔级别的高智商给搞糊涂了。这么说吧，我们俗称日本人为东洋人，欧美人为西洋人，统称洋人，如果你加入了美国籍，你这样跟国人说：我是洋人我是洋妞，国人必然贻笑大方。尽管你通关和住店必须按外国人对待，是从法理层面上认定你是外国公民，而公民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的身份。中国人的称谓，更注重情理和血缘的层面，代表着民族的属性，即便在美国也有种族之分，不然反什么种族歧视。国籍是可以改变的，族裔是很难跟着转移的；干亲是可以认的，血亲却是无法更改的，不管你认与否。
长期以来，入不入外国籍，一直是困扰许多海外华人的一个大问题。有个别人对此颇有微辞，总是把出国回国入籍不入籍和政治问题和忠诚问题和爱国问题挂钩，我不敢苟同。对大多数海外华人而言，出国和入籍，主要是个人的考虑：为了生活，我们四处漂波，命运在苦乐中交错，有几个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派驻国外的，或者是为了效忠美国和西方世界到国外来的？如同农民进城打工，只是个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广阔的出路，无论能不能实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个霸王条款，值得商榷。看到过报道，外交部官员回答海外华人的提问时答复，新中国成立时是允许双重国籍的，那个时候西方的华侨还不多，该条款是当年考虑到东南亚华侨而制定的。如今移民欧美的国人增加，加之西方许多国家允许双重国籍，同时中国国情和东南亚的华侨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允许双重国籍的呼声不断升高。
就我个人的观感，海外华人加入外国籍，同时希望保留中国籍，主要是从工作和生活便利出发的，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一定的情感，尤其是对中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而言，他们内心有很深的中国根的情结；加之西方许多国家依据出生地法则，移民入籍并非永久的保障；此外，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护照到许多国家可免签证，工作生活旅游好处多多，是很大的诱惑；还有，入了籍不用考虑绿卡居住时间的限定等等，有些人入籍也是无奈的选择。
有人指责入外国籍又想保留中国籍，批评这些海外华人试图脚踩两只船，两头便宜都想占，并拿入籍宣誓来说事儿，甚至质疑这些海外华人的忠诚度和个人品德，我看是上纲上线了。宣誓加入美国籍，美国法律并没有要求你放弃中国籍，入籍华人自己的愿望也未必都想放弃中国籍，要和中国恩断情绝。许多的美国人都是双重国籍，又怎么样？难道这些美国人都有忠诚度的问题和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怎么中国人希望保留中国籍就有问题了？
有的人或许很高尚，入了美国籍，对中国籍不屑一顾，那么我想请这些高尚的朋友重温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章住宿登记的几个条款：
“第二十九条 外国人在宾馆、饭店、旅店、招待所、学校等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团体及其他中国机构内住宿，应当出示有效护照或者居留证件，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在非开放地区住宿还要出示旅行证。
第三十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民家中住宿，在城镇的，须于抵达后24小时内，由留宿人或者本人持住宿人的护照、证件和留宿人的户口薄到当地公安机关申报，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在农村的，须于72小时内向当地派出所或者户籍办公室申报。
第三十一条 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机构内或者在中国的外国人家中住宿，须于住宿人抵达后24小时内，由留宿机构、留宿人或者本人持住宿人的护照或者居留证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并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
中国人入外国籍后回中国即便是回自己的家，需要签证的麻烦和其他更多的限制条款咱就不说了，单单就上述几条，你回中国的时候都遵守了吗？都照办了吗？如果你没有遵守，没有照办，那你就不要在这里唱高调了。你已经是道德高尚遵纪守法的“美国人”了，总在批评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国家，那么请问你旅行中国怎么就不遵纪守法呢？中国的一些不民主和有法不依，就是被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美国人”带坏的，呵呵。
记得南非领馆早就有告示要求新入籍的华裔访客第一次申请中国入境签证时，提交所持有的中国护照，剪个角作废。洛杉矶、纽约、温哥华领馆我都去过，不曾看到签证须知上有这项规定，据说是去年奥运会前后，非法持中国护照入境持外国护照离境被处以罚款责令注销户口以及持中国证件进入香港持外国护照离开香港被诉诸法律现象增加，给口岸管理和旅行者都带来了不少麻烦，相关部门才给各领馆下达通知，加强这一措施，而各地宽严不一。
我很理解朋友老张的心情，他说的话，或许并不算夸张，这一剪刀真的非同寻常。虽然我不曾考虑过入籍问题，但就个人的观点，我是赞同双重国籍的，至少应该给那些中国出生的中国人一个选择：你是中国出生，你加入了外国籍，如果你申请保留中国籍，中国政府应当允许，这无论从情感上和法理上，都是说得过去的。至于第二代，在外国出生的孩子们，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也未必都有那么多的考虑了。
有时候略感一丝悲哀，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颇有爹不疼娘不爱亲戚朋友不待见的感觉。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海外，港澳同胞可以双重国籍还有返乡证；台湾同胞可以双重国籍还有台胞证，行走世界如走平地，怎么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就不能？西方国家美其名曰最关注中国大陆平民的人权，可是偏偏对中国大陆平民实行最严格的签证政策。中国大陆平民好不容易拿到了外国护照不必犯难了，可是中国护照又废掉了，回家也要办签证了，给个侨胞证免签也行啊！唉，做人难，做中国人更难，做海外的中国人更是难上加难，怎么那么多不顺心呢。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不知中国担心什么？当今的执政者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怎么在这一点上连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都没有呢？著名的移民国家加拿大，3000多万人口，而常年居住在外国的加拿大公民达到280 万，被戏称为加拿大的“海外省”，据说这里面香港人就占去了5万。现在有几千万华人居住在世界各地，如果中国大陆政府承认双重国籍或者对国人依据出生地法则承认双重国籍，中国不就多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外务省”了吗，哈，比较起来“大家拿”，也不算是负担太重。
Saturday, October 31, 2009
郑州出现"酷抠族"：不下馆子不剩饭 家务自己干
何谓“酷抠族”？ “酷抠族”是指拥有高学历、较高收入的人群，精打细算过日子，通过转移消费重点，更好地配置“有数”的金钱，追求简单生活、自然的幸福，摒弃奢侈消费，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满足感。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一种潇洒，但“一分钱掰两半儿花”也是一种境界，金融危机渐行渐远了，成为“酷抠族”的郑州青年越来越多了。
有一个人 月薪近万，为省钱每天滴满水壶
王滨是郑州市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他2005年大学毕业，从小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毕业后如愿以偿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并一路直升，二十六七岁就做了公司的中层，现在月收入近万元。
王滨在河南农大旁跟三个考研的学生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卧室放两张床，四个人每月分摊150元，室友对他印象最深的，并非他的年轻有为，而是他每天把暖水瓶放到水管下，费半天工夫把水龙头拧到最小，保持水表不转，滴满自己的水壶。
“他平时总提醒我省水省电，快考试了，我晚上在屋里看书，他下班回来说开40瓦的灯泡费电，非让我开5瓦的台灯。”和他同室而住的小李为视力下降抱怨不已，“有时半夜一两点，他看到楼道里的灯亮着，会关了灯再回来睡，说怕公摊的电费多。”
进入2009年，王滨一直在看房，把郑州的楼盘转了几遍，几乎所有的在售楼盘都烂熟于胸，却一直没有出手。据他说，上班四五年攒了近20万元，原想多存点一次付清，但是攒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房价攀升的速度，“我不会考虑按揭，因为不划算，光付银行的利息就占了近一半。”
32岁的阿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收入丰厚，有房有车。他把自己未来路上的房子租了出去，在文化路一所高校里与人合租：“房子租出去，一月1000元，跟人合租才花300元，学校食堂伙食便宜，水房有免费开水，校园里也不用交停车费。”
有一种现象 精打细算，多挣少花
不仅是王滨和阿峰，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郑州市不少较高收入人群，都在精打细算过日子，很多网友争相晒收入和支出，比拼谁更省钱，郑州不少网友还建起交流如何省钱的论坛。
陈寨蔬菜批发市场摆摊的老王对此深有体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早起买菜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老年人都是坐公交车来的，年轻人大都是开车来的，比老头老太太还会讲价钱。”
今年夏天以来，黄河路、北环、东风路、二七广场附近等处夜市，多出不少开车练摊的年轻人，这些白领练摊族并非天天到岗，经营时间也有限，经营的内容以衣服、包、化妆品、碟片等为主，他们说，晚上练摊多挣一些，白天上班少花一些，省下来的养房养车。
一些刚参加工作的“80后”和在校大学生受到感染，也在省钱过日子。2009年4月签约到一家国企、参加工作半年的小张，跟上学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打的、不下馆子，购物前还要上网查询各商场的打折信息，货比三家再买。其“看到不少有钱的同事都是这样”。
有一个群体 有钱为何还这么“抠”？
王滨说，在网上像自己这样的群体，被称为“酷抠族”：“我们不是‘葛朗台’，不会像父母那样，一味省钱，而希望通过节俭，理智地去消费，毕竟现在钱不好挣。”
而被朋友称为“小抠”的阿峰，2009年上半年在郑东新区又买了一套房子，他不无得意地说：“钱都是平时省出来的，这套房子就是我平日俭省的回报，可以把父母从老家接来住了。”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社会学家纪德尚说，“酷抠一族”大都是白领和中产阶级，反映当前中产阶级较为脆弱的状态，心理上安全感的缺失，“攒钱其实折射出他们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担忧，如买房、疾病、养老等”。
纪德尚认为，“酷抠族”不是守财奴，他们精打细算地生活，通过消费重点的转移，满足了自己的消费需求，在不影响基本生活的条件下，这种理性消费的观念是值得倡导的。
酷抠宝典：
变废为宝：没吃完的方便面调味包一定要留下来，也许它正是下一道佳肴的配料。
多多刷卡：各银行推出的信用卡都有不同的回报方式，有积分，有分期付款，花钱也有额外收获。
买“家庭装”：家里常吃常用的东西，如全家人都喝的牛奶、经常用的洗衣粉和卫生纸等，一定要买“家庭装”才合算。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一种潇洒，但“一分钱掰两半儿花”也是一种境界，金融危机渐行渐远了，成为“酷抠族”的郑州青年越来越多了。
有一个人 月薪近万，为省钱每天滴满水壶
王滨是郑州市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他2005年大学毕业，从小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毕业后如愿以偿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并一路直升，二十六七岁就做了公司的中层，现在月收入近万元。
王滨在河南农大旁跟三个考研的学生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卧室放两张床，四个人每月分摊150元，室友对他印象最深的，并非他的年轻有为，而是他每天把暖水瓶放到水管下，费半天工夫把水龙头拧到最小，保持水表不转，滴满自己的水壶。
“他平时总提醒我省水省电，快考试了，我晚上在屋里看书，他下班回来说开40瓦的灯泡费电，非让我开5瓦的台灯。”和他同室而住的小李为视力下降抱怨不已，“有时半夜一两点，他看到楼道里的灯亮着，会关了灯再回来睡，说怕公摊的电费多。”
进入2009年，王滨一直在看房，把郑州的楼盘转了几遍，几乎所有的在售楼盘都烂熟于胸，却一直没有出手。据他说，上班四五年攒了近20万元，原想多存点一次付清，但是攒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房价攀升的速度，“我不会考虑按揭，因为不划算，光付银行的利息就占了近一半。”
32岁的阿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收入丰厚，有房有车。他把自己未来路上的房子租了出去，在文化路一所高校里与人合租：“房子租出去，一月1000元，跟人合租才花300元，学校食堂伙食便宜，水房有免费开水，校园里也不用交停车费。”
有一种现象 精打细算，多挣少花
不仅是王滨和阿峰，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郑州市不少较高收入人群，都在精打细算过日子，很多网友争相晒收入和支出，比拼谁更省钱，郑州不少网友还建起交流如何省钱的论坛。
陈寨蔬菜批发市场摆摊的老王对此深有体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早起买菜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老年人都是坐公交车来的，年轻人大都是开车来的，比老头老太太还会讲价钱。”
今年夏天以来，黄河路、北环、东风路、二七广场附近等处夜市，多出不少开车练摊的年轻人，这些白领练摊族并非天天到岗，经营时间也有限，经营的内容以衣服、包、化妆品、碟片等为主，他们说，晚上练摊多挣一些，白天上班少花一些，省下来的养房养车。
一些刚参加工作的“80后”和在校大学生受到感染，也在省钱过日子。2009年4月签约到一家国企、参加工作半年的小张，跟上学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打的、不下馆子，购物前还要上网查询各商场的打折信息，货比三家再买。其“看到不少有钱的同事都是这样”。
有一个群体 有钱为何还这么“抠”？
王滨说，在网上像自己这样的群体，被称为“酷抠族”：“我们不是‘葛朗台’，不会像父母那样，一味省钱，而希望通过节俭，理智地去消费，毕竟现在钱不好挣。”
而被朋友称为“小抠”的阿峰，2009年上半年在郑东新区又买了一套房子，他不无得意地说：“钱都是平时省出来的，这套房子就是我平日俭省的回报，可以把父母从老家接来住了。”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社会学家纪德尚说，“酷抠一族”大都是白领和中产阶级，反映当前中产阶级较为脆弱的状态，心理上安全感的缺失，“攒钱其实折射出他们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担忧，如买房、疾病、养老等”。
纪德尚认为，“酷抠族”不是守财奴，他们精打细算地生活，通过消费重点的转移，满足了自己的消费需求，在不影响基本生活的条件下，这种理性消费的观念是值得倡导的。
酷抠宝典：
变废为宝：没吃完的方便面调味包一定要留下来，也许它正是下一道佳肴的配料。
多多刷卡：各银行推出的信用卡都有不同的回报方式，有积分，有分期付款，花钱也有额外收获。
买“家庭装”：家里常吃常用的东西，如全家人都喝的牛奶、经常用的洗衣粉和卫生纸等，一定要买“家庭装”才合算。
Wednesday, October 7, 2009
Ami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hina rises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ccelerates China's ascent, but what role will it play?
BEIJING (AP) -- The auto-parts maker Delphi Corp. is headquartered in Troy, Mich., in the heart of the region that ma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r capital of the world. It's a place where the phrase "buy American" is right at home.
Now the 3,000 employees of Delphi's brake and suspension unit are getting a new boss. Battered by weak sales, Delphi is selling the unit to investors led by a company named Shougang Corp.
Shougang is a steel maker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 a government that calls itself communist but espouses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s it marches down globalization's road toward a capitalistic future.
"Everyone's so desperate for cash that the Chinese show up with a checkbook and people say, `Yes, please'," says Arthur Kroeber, managing director of Dragonomics, a Beijing research firm.
Explosive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coupled with Japan's clout as the world's No. 2 economy, has long been expected to shift economic pow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Asia as this century progresses.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sulting Great Recession are accelerating that process.
"China certainly comes out of the crisis stronger rather than weaker, and it's the opposi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ys Stephen Roach,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Even some Americans have begun declaring this the "Chinese century" since it began nearly a decade ago. But while they and others fear the ris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reality is less dramatic: Beijing is still getting its own sprawling, chaotic house in order and is in no position to supplant the United States as global leader in the near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s power remains undefined: On an unfamiliar global stage, it is unsure what role it wants to play.
For decades, China followed the dictum of its late supreme leader, Deng Xiaoping, to keep its head down abroad and focus on development at home. But earlier this decade, emboldened by success and mindful that their globalized economy needs stability, communist leaders started pressing for 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that manage world affairs.
These days, Beijing is claiming a bigger voice in global economic forums such as the Group of 20 and is getting more defer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could mean protection for friends such as Iran and Myanmar. Its military spending is the world's second-highest, behi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second-most-powerful country -- if it isn't now, then within a decade," says Kenneth Lieberthal, director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in Washingt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mixed blessing.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economies are intertwined, and the success of one depends on the health of the o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China's biggest trade partner. China sent $338 billion in goods here last year. Beijing is Washington's biggest creditor, with more than $800 billion invested in government debt. American automakers look to China's growing market to propel future sales.
The financial crisis set back U.S. growth by years and will add trillions to the federal debt over the next decade. But China avoided the worst of the crisis. Its banks are healthy and, with the help of a 4 trillion yuan ($586 billion) stimulus, this year's economic growth is on track to top 8 percent.
Already, demand from China can affect oil prices, and it is starting to influence what products are available worldwide. Western jobs are tied to Chinese spending, from British auto factories to Australian iron mines. Chinese money is financing development of oil fields from Venezuela to Central Asia.
And China's role as Washington's lender-in-chief is altering the dynamic of the countries' relationship.
At a meeting in London in Apri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ssure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Hu Jintao, that Washington would cut its budget deficit -- a promise no American leader ever had to make to a Soviet leader.
Washington's three-year-old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Beijing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U.S. trade grievances. But the latest round in July, overshadowed by America's need for China to keep buying its debt, became a discussion between equals.
China,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as starting to reverse the flow and invest abroad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crisis accelerated that and has led to a flurry of deals. In some case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stepped in to save Western jobs -- a notion unthinkable a decade ago.
In Britain, China's Nanjing Automobile Group plans to reopen the Longbridge factory idled by the collapse of MG Rover to make limited-edition MGTF sports cars. And in Sweden, Beijing Automotive is joining a bid to buy Saab from General Motors, while Geely Automobile wants to acquire Ford's Volvo unit.
"It's better to be part of the race than to watch it from the stands," says Paul Akerlund, a union representative at Saab. "We see advantages in gaining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ich is the fastest-growing auto market in the world."
In diplomacy, China is only starting to stake out positions on a wide array of global issues. It has used its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to help allies such as Sri Lanka resist Western pressure on human rights. But Chinese leaders have yet to decide what overal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ole they want abroad.
"They clearly want to be a country of some gravitas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Lieberthal say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approach -- too ready to interfere, to tell others what to do -- that the Chinese criticize as `hegemonic.'"
Even as it is on track to overtake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size as early as 2030, China is burdened by enormous problems of corruption, poverty and pollution. Measured by income per person, China ranked 130th out of 210 economies in a World Bank survey last year, behind most of Latin America and parts of Africa.
"China'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re hug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we are a rich country," says Cho Tak Wong, chairman of Fuyao Group, which produces glass for Chinese and global automakers. "We are about 100 year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lso has become a fast-growing market,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only increased its importance to global companies. Chinese demand affects everything from global steel prices to the design of consumer goods. Cadillac created its 2008 CTS with China in mind, adding a deeper back seat for Chinese buyers driven by chauffeurs.
Other countries' urgent need for cash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Beijing to make deals for resources to drive its booming economy. State companies have struck oil deals in Brazil, Venezuela, Russia and Africa and bought stakes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miners.
Delphi turned to Chinese buyers for its remaining brake and suspension operations after it sought bankruptcy court protection four years ago. The buyers are Shougang and two partners -- the Beijing city government and an auto-parts maker, Tempo Group. Delphi says the $90 million sale should close in November, seven months after it was announced.
Contrast that with 2005, when Chinese oil company CNOOC Ltd. tried to acquired Unocal Corp. CNOOC offered to pay more than a rival American bidder but withdrew after critics in Washington said the sale might threaten U.S. energy security.
Sti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ny strengths that China lacks. The U.S. remains the world 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many areas and a magnet for smart, ambitious immigrants.
"Europeans may hope that the U.S. has been knocked down a peg or two, but even if that is so, they could be in for a nasty surprise," says Howard Wheeldon, senior strategist at BGC Partners, a London brokerage.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rise to a challenge."
BEIJING (AP) -- The auto-parts maker Delphi Corp. is headquartered in Troy, Mich., in the heart of the region that ma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r capital of the world. It's a place where the phrase "buy American" is right at home.
Now the 3,000 employees of Delphi's brake and suspension unit are getting a new boss. Battered by weak sales, Delphi is selling the unit to investors led by a company named Shougang Corp.
Shougang is a steel maker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 a government that calls itself communist but espouses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s it marches down globalization's road toward a capitalistic future.
"Everyone's so desperate for cash that the Chinese show up with a checkbook and people say, `Yes, please'," says Arthur Kroeber, managing director of Dragonomics, a Beijing research firm.
Explosive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coupled with Japan's clout as the world's No. 2 economy, has long been expected to shift economic pow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Asia as this century progresses.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resulting Great Recession are accelerating that process.
"China certainly comes out of the crisis stronger rather than weaker, and it's the opposi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ys Stephen Roach,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Even some Americans have begun declaring this the "Chinese century" since it began nearly a decade ago. But while they and others fear the rise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reality is less dramatic: Beijing is still getting its own sprawling, chaotic house in order and is in no position to supplant the United States as global leader in the near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s power remains undefined: On an unfamiliar global stage, it is unsure what role it wants to play.
For decades, China followed the dictum of its late supreme leader, Deng Xiaoping, to keep its head down abroad and focus on development at home. But earlier this decade, emboldened by success and mindful that their globalized economy needs stability, communist leaders started pressing for 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that manage world affairs.
These days, Beijing is claiming a bigger voice in global economic forums such as the Group of 20 and is getting more defer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could mean protection for friends such as Iran and Myanmar. Its military spending is the world's second-highest, behi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very likely to be the second-most-powerful country -- if it isn't now, then within a decade," says Kenneth Lieberthal, director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in Washingt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mixed blessing.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economies are intertwined, and the success of one depends on the health of the o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China's biggest trade partner. China sent $338 billion in goods here last year. Beijing is Washington's biggest creditor, with more than $800 billion invested in government debt. American automakers look to China's growing market to propel future sales.
The financial crisis set back U.S. growth by years and will add trillions to the federal debt over the next decade. But China avoided the worst of the crisis. Its banks are healthy and, with the help of a 4 trillion yuan ($586 billion) stimulus, this year's economic growth is on track to top 8 percent.
Already, demand from China can affect oil prices, and it is starting to influence what products are available worldwide. Western jobs are tied to Chinese spending, from British auto factories to Australian iron mines. Chinese money is financing development of oil fields from Venezuela to Central Asia.
And China's role as Washington's lender-in-chief is altering the dynamic of the countries' relationship.
At a meeting in London in April,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ssure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Hu Jintao, that Washington would cut its budget deficit -- a promise no American leader ever had to make to a Soviet leader.
Washington's three-year-old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Beijing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U.S. trade grievances. But the latest round in July, overshadowed by America's need for China to keep buying its debt, became a discussion between equals.
China,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as starting to reverse the flow and invest abroad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crisis accelerated that and has led to a flurry of deals. In some case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stepped in to save Western jobs -- a notion unthinkable a decade ago.
In Britain, China's Nanjing Automobile Group plans to reopen the Longbridge factory idled by the collapse of MG Rover to make limited-edition MGTF sports cars. And in Sweden, Beijing Automotive is joining a bid to buy Saab from General Motors, while Geely Automobile wants to acquire Ford's Volvo unit.
"It's better to be part of the race than to watch it from the stands," says Paul Akerlund, a union representative at Saab. "We see advantages in gaining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ich is the fastest-growing auto market in the world."
In diplomacy, China is only starting to stake out positions on a wide array of global issues. It has used its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Nations to help allies such as Sri Lanka resist Western pressure on human rights. But Chinese leaders have yet to decide what overal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ole they want abroad.
"They clearly want to be a country of some gravitas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Lieberthal say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approach -- too ready to interfere, to tell others what to do -- that the Chinese criticize as `hegemonic.'"
Even as it is on track to overtake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size as early as 2030, China is burdened by enormous problems of corruption, poverty and pollution. Measured by income per person, China ranked 130th out of 210 economies in a World Bank survey last year, behind most of Latin America and parts of Africa.
"China's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re hug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we are a rich country," says Cho Tak Wong, chairman of Fuyao Group, which produces glass for Chinese and global automakers. "We are about 100 year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lso has become a fast-growing market,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only increased its importance to global companies. Chinese demand affects everything from global steel prices to the design of consumer goods. Cadillac created its 2008 CTS with China in mind, adding a deeper back seat for Chinese buyers driven by chauffeurs.
Other countries' urgent need for cash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Beijing to make deals for resources to drive its booming economy. State companies have struck oil deals in Brazil, Venezuela, Russia and Africa and bought stakes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miners.
Delphi turned to Chinese buyers for its remaining brake and suspension operations after it sought bankruptcy court protection four years ago. The buyers are Shougang and two partners -- the Beijing city government and an auto-parts maker, Tempo Group. Delphi says the $90 million sale should close in November, seven months after it was announced.
Contrast that with 2005, when Chinese oil company CNOOC Ltd. tried to acquired Unocal Corp. CNOOC offered to pay more than a rival American bidder but withdrew after critics in Washington said the sale might threaten U.S. energy security.
Sti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ny strengths that China lacks. The U.S. remains the world 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many areas and a magnet for smart, ambitious immigrants.
"Europeans may hope that the U.S. has been knocked down a peg or two, but even if that is so, they could be in for a nasty surprise," says Howard Wheeldon, senior strategist at BGC Partners, a London brokerage.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abil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rise to a challenge."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09
China: Trade penalties will hurt US relations
US says trade penalties on Chinese fair, Beijing says could sour ties between nations
WASHINGTON (AP) --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decision to impose trade penalties on Chinese tires has infuriated Beijing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badly needs Chinese help on climate change, nuclear standoffs with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condemned the White House's announcement late Friday as protectionist and said it violated global trade rules. At home, the punitive tariffs on all car and light truck tires coming into the U.S. from China may placate union supporters who are important to the president's health care push.
To the White House, it was "simply about enforcing the rules of the road and creating a trade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those rules and is fair for everyone," spokesman Robert Gibbs told reporters traveling with Obama on Saturday to a health care event in Minneapolis.
Chen Deming, China's minister of commerce, said the penalties would hurt relations with the U.S. A ministry statement said Obama had "compromised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 of the U.S. domestic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China's domestic industry and has the right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Deming said.
Obama had until this coming Thursday to accept, reject or modify a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ruling that a rising tide of Chinese tires into the U.S. hurts American producers.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blames the increase for the los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jobs.
The federal trade panel recommended a 55 percent tariff in the first year, 45 percent in the second year and 35 percent in the third year. Obama settled on 35 percent the first year, 30 percent in the second and 25 percent in the third, Gibbs said
"For trade to work for everybody, it has to be based on fairness and rules. We're simply enforcing those rules and would expect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those rules," Gibbs said.
The decision comes as U.S. officials ar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and other nations to plan an economic summit in Pittsburgh on Sept. 24-25 of the 20 leading rich and developing nations. China will be a major presence at the meet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eager to show it supports free trade.
Many of the nearly two dozen world leaders Obama is hosting have made strong statements critical of countries that protect their key industries. Obama, too, has spoken out strongly against protectionism,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view his decision on tires as a test of that stanc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uggested the U.S. talks tough against protectionism only when its own industries are not threatened. U.S. rhetoric on free trade also has been questioned because of a "Buy American" provision in the U.S. stimulus package.
The tire decision could have ramifications on issues such as the nuclear disputes with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on effor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China is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 and a veto-holding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oy Littlefiel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Tire Industry Association, which opposes the tariff, said it would not save American jobs. He said the penalties would cause tire manufacturers to move production to another country with less strict environmental and safety controls, less active unions and lower cost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eelworkers union brought the original case in April, accusing China of making a recent push to unload more tires ahead of Obama's expected action. The union says more than 5,000 tire workers have lost jobs since 2004, as Chinese tire overwhelmed the U.S. market.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said four tire plants closed in 2006 and 2007 and three more are closing this year. During that time, just one new plant opened. U.S. imports of Chinese tires more than tripled from 2004 to 2008 and China's market share in the U.S. went from 4.7 percent of tires purchased in 2004 to 16.7 percent in 2008, the office said.
In a two-page statement China said the tariffs do not square with the facts.
There hasn't been an obvious increase of exports of tires to the U.S., the statement said, citing a 2.2 percent increase in 2008 from 2007, and a 16 percent fall in expor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9 compared with first half of 2008.
The new tariffs, on top of an existing 4 percent tariff on all tire imports, take effect Sept. 26.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tire dispute threatens 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cruci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re was speculation before the decision that new tariffs could produce public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taliat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a trade war.
WASHINGTON (AP) --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decision to impose trade penalties on Chinese tires has infuriated Beijing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badly needs Chinese help on climate change, nuclear standoffs with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condemned the White House's announcement late Friday as protectionist and said it violated global trade rules. At home, the punitive tariffs on all car and light truck tires coming into the U.S. from China may placate union supporters who are important to the president's health care push.
To the White House, it was "simply about enforcing the rules of the road and creating a trade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those rules and is fair for everyone," spokesman Robert Gibbs told reporters traveling with Obama on Saturday to a health care event in Minneapolis.
Chen Deming, China's minister of commerce, said the penalties would hurt relations with the U.S. A ministry statement said Obama had "compromised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 of the U.S. domestic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China's domestic industry and has the right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Deming said.
Obama had until this coming Thursday to accept, reject or modify a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ruling that a rising tide of Chinese tires into the U.S. hurts American producers.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blames the increase for the los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jobs.
The federal trade panel recommended a 55 percent tariff in the first year, 45 percent in the second year and 35 percent in the third year. Obama settled on 35 percent the first year, 30 percent in the second and 25 percent in the third, Gibbs said
"For trade to work for everybody, it has to be based on fairness and rules. We're simply enforcing those rules and would expect the Chinese to understand those rules," Gibbs said.
The decision comes as U.S. officials ar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and other nations to plan an economic summit in Pittsburgh on Sept. 24-25 of the 20 leading rich and developing nations. China will be a major presence at the meet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eager to show it supports free trade.
Many of the nearly two dozen world leaders Obama is hosting have made strong statements critical of countries that protect their key industries. Obama, too, has spoken out strongly against protectionism,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view his decision on tires as a test of that stanc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uggested the U.S. talks tough against protectionism only when its own industries are not threatened. U.S. rhetoric on free trade also has been questioned because of a "Buy American" provision in the U.S. stimulus package.
The tire decision could have ramifications on issues such as the nuclear disputes with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on effor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China is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economy and a veto-holding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oy Littlefiel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Tire Industry Association, which opposes the tariff, said it would not save American jobs. He said the penalties would cause tire manufacturers to move production to another country with less strict environmental and safety controls, less active unions and lower cost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eelworkers union brought the original case in April, accusing China of making a recent push to unload more tires ahead of Obama's expected action. The union says more than 5,000 tire workers have lost jobs since 2004, as Chinese tire overwhelmed the U.S. market.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said four tire plants closed in 2006 and 2007 and three more are closing this year. During that time, just one new plant opened. U.S. imports of Chinese tires more than tripled from 2004 to 2008 and China's market share in the U.S. went from 4.7 percent of tires purchased in 2004 to 16.7 percent in 2008, the office said.
In a two-page statement China said the tariffs do not square with the facts.
There hasn't been an obvious increase of exports of tires to the U.S., the statement said, citing a 2.2 percent increase in 2008 from 2007, and a 16 percent fall in export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9 compared with first half of 2008.
The new tariffs, on top of an existing 4 percent tariff on all tire imports, take effect Sept. 26.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tire dispute threatens 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cruci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re was speculation before the decision that new tariffs could produce public pressure on Beijing to retaliat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a trade war.
Friday, September 4, 2009
中国政府呼吁人民投资金子和银子
China Urges Citizens to Buy Gold and Silver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re used to seeing plenty of advertisements for gold and silver – from opportunists urging people to get rid of their “useless” gold and silver for cash! Clearly this is a bullish indicator for the market, as these companies wouldn't be spending large amounts of advertising dollars to hype “scrap” sales, and then even more money buying the metals if they didn't see the opportunity for big profits.
It turns out that there is also “advertising” for gold and silver in China, too. The big difference here is that it is China's government which is advertising the “opportunities” in gold and silver and it is urg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buy gold and silver.
An article from mining web-site, Mineweb quotes a program which appears on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television company, promoting bullion-buying in general, but stressing that silver is currently the best value for investors (no surprise to regular readers):
China has introduced its first ever investment opportunity for silver bullion. The bars are available in 500g, 1kg, 2kg and 5kg with a purity of 99.9%. Figures show that gold was fifty times more expensive in 2007 but now that figure has reached over seventy times. Analysts say that silver has been undervalued in recent years. They add that the metal is the right investment for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could be a good way to cash in.
It is only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relaxed the rules for precious metals buying for its citizens. Give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most of Asia) already had a greater appetite for gold and silver than people in most Western nations, the explicit urging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for people to load up on bullion clearly implies the expectation of a strong future for precious metals. With a population greater than 20% of the world's total and an abundance of savings, this could easily becom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 especially given the tiny siz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relative to many other commodities.
It is also clear that China is literally “putting its money where its mouth is.” China has devot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ources building up its domestic gold mining industry, soaring to #1 in the world this decade, and it recently stunned the world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a huge increase in its official, national holdings (see “China now has 5th largest gold reserves”).
China's gold reserves jumped by 76% from its last announcement in 2002 – up to 1,054 tons. Given that official government purchases on the open market are recorded and announced, this means that rather than buying all that gold openly on the market (which would have driven up the price while they were buying) China has been accumulating gold surreptitiously, through buying up its domestic production – strongly suggesting that ramping-up its gold production was part of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f not the largest) holder of gold among governments.
As I have written previously, there appear to be two, related goals in this strategy. Most-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spending its U.S. dollar-holdings faster than it is accumulating them. This is no surprise, given the increasing rhetoric (and increasing intensity)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reckless fiscal policies of the U.S. government – and its worries over the future value of its vast accumulation of U.S. dollar-based debt.
The second goal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moving toward is having its own currency, the renminbi, replace the U.S. dollar as the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There have simply been too many actions on this front to list them all, however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ar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hich exclude the use of the U.S. dollar), currency swaps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 (which substitute the renminbi in bilateral trade), and authorizing its principal, coastal exporting cities to begin conducting most or all of their trade using renminbi.
These initiatives are entirely separate from the buying-spre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engaging in, dumping U.S. dollars for a vast assortment of “hard assets” - primarily commodities and commodity-producers.
As I wrote a week ago, in “Gold Wars, Part II: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both the move by China to replace the U.S. dollar and its big push to accumulate large gold reserves are clearly an economic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only the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of the U.S. dollar which has kept its value grossly inflated relative to its actual worth and kept U.S. borrowing costs artificially low.
A plunge by the U.S. dollar to its real value (somewhere not far above zero) would unleash crippling inflation in the U.S. (if not actual hyperinflation), while a rise in borrowing costs would strangle its crippled economy. Given that sup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has been a principal strategy by Western bankers to keep the dollar artificially propped up, China's zeal for gold (and silver) is also strongly against U.S. interests.
Whether the official urging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citizens to buy precious metals is merely prudent, “fatherly” advise to its citizens, or part of a somewhat more sinister campaign the result will be the same: soaring precious metals prices indefinitely into the future.
With gold and silver having just broken-out above their summer trading ranges (the weakest season of the year for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precious metals appear poised for spectacular runs this fall, as I suggested a month ago (see “Two short-term scenarios for Gold Market”). Those who have continued waiting for cheaper prices have been shut out of this market (notably the price-conscious buyers in India), and the window for buying at current, bargain prices appears to be closing quickly.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re used to seeing plenty of advertisements for gold and silver – from opportunists urging people to get rid of their “useless” gold and silver for cash! Clearly this is a bullish indicator for the market, as these companies wouldn't be spending large amounts of advertising dollars to hype “scrap” sales, and then even more money buying the metals if they didn't see the opportunity for big profits.
It turns out that there is also “advertising” for gold and silver in China, too. The big difference here is that it is China's government which is advertising the “opportunities” in gold and silver and it is urg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buy gold and silver.
An article from mining web-site, Mineweb quotes a program which appears on China's largest (state-owned) television company, promoting bullion-buying in general, but stressing that silver is currently the best value for investors (no surprise to regular readers):
China has introduced its first ever investment opportunity for silver bullion. The bars are available in 500g, 1kg, 2kg and 5kg with a purity of 99.9%. Figures show that gold was fifty times more expensive in 2007 but now that figure has reached over seventy times. Analysts say that silver has been undervalued in recent years. They add that the metal is the right investment for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could be a good way to cash in.
It is only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relaxed the rules for precious metals buying for its citizens. Give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most of Asia) already had a greater appetite for gold and silver than people in most Western nations, the explicit urging by the government itself for people to load up on bullion clearly implies the expectation of a strong future for precious metals. With a population greater than 20% of the world's total and an abundance of savings, this could easily becom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 especially given the tiny siz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relative to many other commodities.
It is also clear that China is literally “putting its money where its mouth is.” China has devot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ources building up its domestic gold mining industry, soaring to #1 in the world this decade, and it recently stunned the world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a huge increase in its official, national holdings (see “China now has 5th largest gold reserves”).
China's gold reserves jumped by 76% from its last announcement in 2002 – up to 1,054 tons. Given that official government purchases on the open market are recorded and announced, this means that rather than buying all that gold openly on the market (which would have driven up the price while they were buying) China has been accumulating gold surreptitiously, through buying up its domestic production – strongly suggesting that ramping-up its gold production was part of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if not the largest) holder of gold among governments.
As I have written previously, there appear to be two, related goals in this strategy. Most-obvi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spending its U.S. dollar-holdings faster than it is accumulating them. This is no surprise, given the increasing rhetoric (and increasing intensity)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reckless fiscal policies of the U.S. government – and its worries over the future value of its vast accumulation of U.S. dollar-based debt.
The second goal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moving toward is having its own currency, the renminbi, replace the U.S. dollar as the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There have simply been too many actions on this front to list them all, however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initiatives ar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hich exclude the use of the U.S. dollar), currency swaps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 (which substitute the renminbi in bilateral trade), and authorizing its principal, coastal exporting cities to begin conducting most or all of their trade using renminbi.
These initiatives are entirely separate from the buying-spre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engaging in, dumping U.S. dollars for a vast assortment of “hard assets” - primarily commodities and commodity-producers.
As I wrote a week ago, in “Gold Wars, Part II: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both the move by China to replace the U.S. dollar and its big push to accumulate large gold reserves are clearly an economic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only the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of the U.S. dollar which has kept its value grossly inflated relative to its actual worth and kept U.S. borrowing costs artificially low.
A plunge by the U.S. dollar to its real value (somewhere not far above zero) would unleash crippling inflation in the U.S. (if not actual hyperinflation), while a rise in borrowing costs would strangle its crippled economy. Given that sup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has been a principal strategy by Western bankers to keep the dollar artificially propped up, China's zeal for gold (and silver) is also strongly against U.S. interests.
Whether the official urging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citizens to buy precious metals is merely prudent, “fatherly” advise to its citizens, or part of a somewhat more sinister campaign the result will be the same: soaring precious metals prices indefinitely into the future.
With gold and silver having just broken-out above their summer trading ranges (the weakest season of the year for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precious metals appear poised for spectacular runs this fall, as I suggested a month ago (see “Two short-term scenarios for Gold Market”). Those who have continued waiting for cheaper prices have been shut out of this market (notably the price-conscious buyers in India), and the window for buying at current, bargain prices appears to be closing quickly.
Monday, March 30, 2009
用通俗简练的语言,说清楚十分复杂的现代金融陷阱
美国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它的地底下早就挖空了，资源只能全部依靠进口。
因为它能持续控制、占有并消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才成就了自己的强大。
跟美国人做买卖，好比跟一个兜里没有钱却又十分强悍的人打麻将一样，你肯定是稳赔不赚。
因为，你如果赢了，他就动手，要你的命。
中国购买那么多美国国债，美国人偿还债务的方式如下：
第一，赖。不卖东西，让你拥有的美元自然贬值，或者干脆把你在美国的投资“次贷”分掉。
第二，拖。“美国国债”是国家信用，不能“次贷”，那么利滚利，越滚越多，但就是不还，因为它也没东西可还。
第三，到了一定程度，把中国政府搞垮，一了百了！
我放一个帖子在这里等。购买美国国债越多，共产党越危险。共产党一垮台，中国国家主权丧失，社会动乱，像阿富汗、伊拉克一样沦为美国人的奴隶！中国人民将万劫不复！
事实摆在面前，美国人煽动西藏动乱，卖武器给台湾，支持法轮功，民运，控制网易、腾讯、新浪等主流媒体，误导、要挟中国ZF，甚至明目张胆地收留“东突”恐怖分子！其搞垮中国的用心，已经到了最下流、最不要脸的程度！
美国人还没有翻脸，是因为中国的资源还没有榨干，还有利用价值。但中国如果再不警醒，再不用脑子独立思考，那么等着给中国准备棺材！
一、美国人对中国掏挖
美国人对中国进行“用纸张换财富”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掏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四年来美国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若干步骤：
第一，热钱涌入，收购中国。印刷钞票（美元），利用中国的汇率制度缺陷，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是直接在中国印钞票。印了多少？1.9万亿美元！兑换成15万亿人民币。而2004年中国所有的居民储蓄也不过7万亿人民币，四年内中国的居民储蓄暴涨到20万亿，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人持有！美国人向中国印刷的钞票，比中国所有的居民储蓄加起来还要多出一倍！
美国人用这些钱收购中国的战略产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哄抬房市和股市，洗劫中国居民储蓄。这样一来，大半个中国的财富就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第二，锁定中国“卖国”所赚得的美元。中国“卖国”之后赚得了1.9万亿美元，但如果中国用这个美元去买东西，那美国就会破产。但美国人毫无顾忌，因为美元是美国央行的负债，美国不出口，美元就会买不到东西。在中国拥有巨额美元的情况下，美国人牢牢锁定这些美元的购买力，让石油涨价，让美元贬值。美元连续四年“跌跌不休”。
第三，巧*豪*回收中国的美元。石油涨价是最主要的手段。油井都是美国人控制的，石油也在美国纽约交易。在向中国输出通货的四年内，石油从20美元一桶暴涨到140美元一桶。另外还有，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你不要还不行，因为美国人不卖东西，中国储备的美元就是废纸。储备美元就已经授人以柄，你只能让人漫天要价。
在发动全面的“次贷危机”之前，美国人决心让石油涨到200美元一桶，造了很多舆论，甚至不惜和伊朗制造摩擦。如果没有后来的“次贷危机”彻底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石油200美元一桶是呼之欲出。
第四，彻底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石油过渡涨价，会造成海湾美元泛滥，为了避免造成新的危机，美国人想了一个比石油涨价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花言巧语骗中国的外汇去美国搞“金融组合投资”。
中国的外汇被弄到美国之后，美国立马将其分掉，同时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次贷危机”。不管有没有来得及“次贷”，把假帐一做，就说中国人的投资没了。奥运前夕，美国突然宣布“两房贷款”报销了中国3763亿美元，狠宰了中国一把。
后来美国人觉得“次贷”太露骨，改口叫“金融危机”。
中国的外汇储备完蛋，石油价格立马回落。“两房贷款”宣布第二天，油价一下从140美元直线跌到110美元。美国人是那么的迫不及待，得意忘形，丝毫不怕中国人看出破绽。
第五，巩固侵略成果。经过所谓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货也没了，钱也没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白白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
这时候，美国人不失时机促成新一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王岐山说“希望美国保护中国在美国财产的安全”，这也是有人误导的，其用意很简单，美国“保护”中国，中国要对等回报，要保护美国人“白白得到的大半个中国的财富”的安全。
第六，要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继续为美国奉献顺差。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之后，美国人为了继续榨取中国的资源，突然撤走在东莞的订单，中国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美国人放出风声，要求中国让人民币重新贬值，以便为美国奉献新一轮顺差。
二、美国人的舆论误导与政治讹诈
舆论误导、政治讹诈与美国人的侵略行动如影随形。美国人的操作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天衣无缝。
第一，顺差是政治问题。把中国的货物运到美国，然后支付美元，利用中国储备美元的汇率制度缺陷，让出口商拿到这些美元，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让出口商得到人民币以后，就可以继续利用中国的资源完成再生产。央行拿了美元，自己又没有进口能力，只好变成储备。美国不兑现这些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中国手里的美元就是废纸。
这明明是美国人故意设计好的圈套，通过“储备——顺差”掠夺中国资源，美国人不考虑出口还债，用行动平衡贸易顺差，却离题万里说“顺差是政治问题”。中国倒好，不但不觉得上当，还顺着套子往里钻，说“顺差不是政治问题，我就是要积累顺差”。
美国人乐翻了腰。
《经济学人》，鬼佬们养的一条狗，你要听它的，它就会像《木偶奇遇记》里边的瞎了眼的猫和瘸了腿的狐狸一样，让你把金币种到“奇怪的田里”去。
我第一次读《木偶奇遇记》才八岁，我对猫和狐狸的花言巧语深信不疑，金币种到“奇怪的田里”没有长出金币来，连“种子”也“不见了”，我怪自己运气不好。三十年后我给女儿重买这本童话，看到这个环节，我知道，坏了，“瞎了眼的猫”和“瘸了腿的狐狸”肯定是装出来的，要不怎么会这么巧？后来果然，匹诺曹一转身，猫的眼睛是贼溜的，狐狸的腿也利索得很！
经过这次所谓的“金融危机”，我们的当局者应该成长，从八岁长到三十八岁，那我们的亏就没有白吃。
第二，猪的蓝耳病。明明是美国人在中国印刷钞票，抢购中国所有值钱的东西，导致物价飞涨，连续印刷15万亿人民币以后，猪肉价格都涨了！为了掩人耳目，有人马上抛出谬论，说猪肉涨价是因为“猪的蓝耳病”！我们的领导还真去考察猪的耳朵是不是变蓝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第三，牛市还在半山腰。美国人是在1000点建的仓，搞了许多基金，买通了许多“经济学家”，三下五去二，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把股市哄抬到了4000点。温总理英明，印花税加到3%，把美国人全部套牢。
怎么办？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半夜鸡叫”，把总理贬为“鸡”。那么多媒体都忽悠，好像受害的都是中国股民。三人成虎，总理也扛不住了。而且美国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几千亿美元进来救市，硬是死里逃生。把一千点买进来的纸条条，哄抬到6000点全部卖给中国人。
为了保障热钱的安全，美国人发明了“外汇掉期交易”，07年8月17日掉期交易实施，20日股市应声冲到5200点，并且传出“牛市还在半山腰”。这个“半山腰”以后，美国人就开始慢慢出货了，但所有的媒体还在拚命忽悠。
2万元的人都进股市了，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家伙，把所有的人都套住，股市从6000点一下跌回5000点。每次收盘的时候放量暴跌，中国的股民在迷惘之中越套越深。
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新浪、网易、搜狐、腾讯，一开始就是赔钱，而且年年赔钱，但股票却一个劲往上涨，美国人是傻子？
杨小凯说这是“新经济”，我怎么也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美国人赔钱搞访问量，就是为了控制舆论。美国搞这几家媒体，才不过百把亿美元，在股市上一捣腾，一下搞到了上万亿美元！真正的大手笔！
早在07年7月，国资委有人跟我打赌，说股市如果年前跌回4000点，他请客，否则我请。我说，让我想一天。第二天我答复他，我愿意赌，而且不是跌回4000点，而是2000点。
结果这个赌我输了，因为跌回4000点不是“年前”。但我的判断却是对的。中国的股市是一场超级大传销，是一个没有主权、没有战略、没有灵魂的博傻游戏。美国人在1000点建仓，哄抬到6000点抛出，尚需要成本。扣掉这个成本，美国人全部抛光，股市会稳定在2000点。2000点的时候，全部是中国人，再抛就没人要，直接跌倒零，所以没有人肯抛，全部活埋。这就是“稳定在2000点”的理由。
不过国资委这位朋友没有让我请客，因为他听了我的，5000点全退，斩获不少。所以一再跟我说，“客还是他请”。
我提前一年的时间预见了股市的走势，但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把我的观点给腾讯、给新浪，不肯发表。给21世纪经济报道，也不发。因为他们都要靠股评吃饭。
实在没有办法，我把文章贴到博客上，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看，http://blog./s/blog_5155292d01008zj4.html 《美元贬值的奥秘》，署名吴霏，是我写的。访问量到现在只有26次。新浪的编辑与我通了电话，他知道这篇文章的价值，但不用，结果一下就被淹没了。博客中国后来发了我这篇文章，放到首页，结果不久之后，博客中国就倒台了。
凡属不利于美国的声音，领导人听不到。美国人印刷大把的钱，写一篇文章给100万，舆论就控到了他们手里。股市暴跌的时候，达赖喇嘛也收了钱，不失时机地制造动乱，西方媒体附和毁谤中国，杯葛奥运，加上艳照门，一下转移了舆论的关注焦点。当领导人忙于应付政治讹诈的时候，中国的股市损失了12万亿的市值。
股市暴跌之后，媒体一片缄默。再也没有人骂总理是“鸡”了。也不去分析暴跌的原因。而是大力呼吁“救市”。谁来救？美国人把五万亿中国的居民储蓄揣到了口袋里，难道他还会把这个钱吐出来？让股市重上3000点？怎么可能呢？结果汇金公司又听了忽悠，真的“救市”，几千亿人民币投进去，对在5000点套牢的中国股民没有任何意义，却刚好让在1000点建仓的美国人出完最后一批货！
本来，股市和房市都是为了套取中国的居民储蓄，但因为美国人在股市大获成功，成本低而且速度快，所以房市这个抽血机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就是房价暴跌的原因。
美国人控制了媒体之后，真的是翻云覆雨，心想事成。
第四，“次贷危机”。宋鸿兵出了一本书叫《货币战争》，把中国去美国投资的项目说成“金融毒垃圾”，宋鸿兵来中国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去，但我一个朋友去了，说宋的演讲“很好”。
但我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美国人要搞掉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格林斯潘是老狐狸，花旗银行、雷曼兄弟，搞金融掠夺是祖传的手艺。这拨人会傻到给一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贷款？明明是想搞掉中国的外汇储备，才造出了“次贷危机”这么个词。中国储备美元就错了，再用这个储备去美国投资，是羊入虎口，迟早要把你弄掉的。我们傻乎乎地接受了“次贷”这个词汇，还真的以为是自己的“失误”，才导致了在美国的“投资”损失。
我打一个很浅显的比方，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可能是事故。但三架飞机先后撞击，那肯定是恐怖袭击。任何人不需要任何证据，都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同理，一家银行出现“次级贷款”，那可能是经营不善，N家银行同时“次贷”，那就是分钱，那不是经营，更不是经营不善！任何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但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舆论，却可以瞒天过海。经济学家忽悠，央视整晚的报道，大家就都把责任推到了中国官员的身上。美国人最下*、最无*的“分钱”行动，就这样被掩盖了！
第五，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经济安全。美国卖出来的东西，一个是水，如可口可乐；一个是迷信，如麦当劳、耐克、潘婷，都是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生产，美国人加上自己的迷信，就以高于成本10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而中国卖给美国的，却是鞋子、洗衣机、钢铁、煤炭等货真价实的东西。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是水，带走的都是血。
可美国人却还大肆制造舆论，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经济安全”，言下之意，你不搞全球化被我吃掉，我就会让你“不安全”。娃哈哈、汇源果汁等优秀民族品牌的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
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自己的错，但外国人借助媒体，将这个事情无限扩大，以至于许多的民族品牌都受连累。舆论杀人，真的是不见血。
第六，要挟人民币重新贬值。当初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储备了大量的热钱，只要人民币升值，这些热钱就会分享升值的福利，反套美元逃跑，并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本来人民币升值的福利，是应该由本国人民进口商品来享受的（巨额储备可以买很多东西，价格下跌，进口商对外汇的需求下降，人民币自然升值），但热钱进入流出，比你进口商品要快得多（何况当时美国关闭出口，你根本无法进口），所以升值的福利其实可以由美国热钱独占。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舆论意图所在。
现在通过“次贷危机”（后来改口叫金融危机），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洗劫完了，人民币升值以后对美国人掠夺中国资源不利。为了让中国继续向美国免费出口，必须让人民币重新贬值。美国人突然大面积同时撤走在东莞的订单，造成混乱，要求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刺激出口”。
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失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大有人民币不贬值，共产党立马垮台的架式。这是最典型的通过媒体误导、要挟中国政府。
失业怎么啦？美国就没有失业？如果失业饿死了人，我愿意偿命！如果失业者敢搞暴动威胁共产党的领导，那六六是怎么过来的？共产党连六六都不怕，还怕你失业？
危言耸听，其实都是媒体在兴风作浪。去看看的网站，那是美国人养着的。你敢说不利于美国的事情，它绝对不报道。
中国的免费出口早就应该进行战略转移，要跟俄罗斯、伊拉克等有资源的国家做买卖。绝对不要再上美国人的当。
第七，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民主是一种利益的妥协，需要资源支撑。中国不适用西方式民主，因为没有资源支撑，这是上帝决定的。美国人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 ”，是别有用心的。说我们国家强大，是因为驴象两党“哥俩好”，你们家穷，是因为你老爸大权独揽，你们几兄弟整垮你老爸，自然就富了。当几兄弟真的去整老爸的时候，美国人就卖武器，给钱，扶植一方，结果呢？你这个家就变成了他的了。这就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都是前车之鉴。
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最大的政治*诈！前苏联垮台的时候，有一幅政治漫画，一只北极熊在学习烹调熊掌，手里拿着美国人设计的菜谱，然后把自己的手和脚一只只剁掉，扔到锅子里去煮。我们现在宣扬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损害共产党的权威，搞“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让热钱自由出入，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去搞“金融组合投资”等等，不正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菜谱“烹煮自己”吗？！
尤其是“购买美国国债”，用心险恶。美国人绝对不可能安心还债，除非印钞（印钞也会损害美国的信用），否则还债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力，美国人的老大地位将会不保！这可能吗？什么叫“与虎谋皮”？就是跟老虎商量要它的皮！绝对没有指望的！看清了这个逻辑，就知道了美国人预谋搞垮共产党以便“赖帐”的客观必然性。要整垮共产党，还要要挟共产党“购买美国国债”，然后再用这个钱给台湾提供武器，给法**（***叛国，**不如）、给*赖提供支持，去搞舆论误导，搞和平演变。这就是美国人的恶毒之处，要枪毙你，还要逼你出“子弹费”！
三、汇率制度的缺陷是万恶之源
控制媒体是要花钱的。
钱可以印出来，但钱的购买力需要资源的支撑作为依托。
美国人没有资源，但很善于利用别国的资源印钱。
中国的汇率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美国人印刷美元，中国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的印钞主权完全让渡给了美国，美国人可以随意向中国印刷钞票。
这个汇率制度需要改革。
第一，要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理顺汇率机制。
外汇期货市场最大的意义，是进出口的关联互动。出口商得到了一笔外汇，需要换成人民币，给谁？不能给央行，央行没有能力鉴别、实现这个外汇的购买力。只能给进口商，进口商知道这个外汇能买多少东西，值一个什么价格。
进口商用一定外汇能买很多的东西，外汇就涨价，如果买不到东西，外汇就跌价。一旦成交，就达成了进口的行动。如果不能成交，那出口商的外汇就卖不出去，无法再生产，没有进口就会自动抑制出口。
所以外汇期货市场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进出口互动，自动平衡国际收支，达到进出口平衡。其次的功能，才是汇率的决定。长期来说，汇率如同价格一样，是可以通过供求自发决定的。
第二，理顺汇率机制，要求央行及其所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能直接入市接受美元。
商业银行接受外汇，你知道这个外汇有多大购买力？亏了你怎么办？你不是搞这个事情的，你怎么知道行情呢？就算知道行情，你怎么去行动，去实现这个购买力？
商业银行接受外汇之后，支付了人民币，如果这个外汇买不到东西，他就得亏损，老板就要破产、跳楼。
但我们的商业银行其实是国家信用，拿了外汇直接找央行的印钞机兑换成人民币，专业术语叫“对冲”。
万恶之源，就出在这里。
央行拿了外汇，同样不能进口，只能变成储备，实现不了购买力，结果授人以柄。巨额储备成了美国人锁定、宰割的对象。
储备的购买力不能实现，进出口的互动失灵，导致了没有回报的出口。若干年来，从中国发一个集装箱到美国，要5000美金的运费，而从美国发过来，不到300美金，因为集装箱都是空的！占中国GDP40%的出口，相当于直接扔进了太平洋！
5000万个集装箱的出口，换回来900吨纸张（1.9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这么来的！
当中投公司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投资总是亏损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这个外汇储备只能用来进口，是根本不能用来去投资的！
可以用反证法证明这个逻辑。
假如，你投资盈利了，当然，必须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真正盈利——你的1.9万亿美元变成了货真价实的2.2万亿美元，意味着，你可以用900吨纸张换回了6000万个集装箱的货物！
这怎么可能呢？
5000万换成900，你已经只剩下一条短裤了，上了大当，你还能让人家把这个当上回来？
天大的笑话。
我把这个道理跟中投说了，不听我的。结果呢？
搞一个“次贷危机”，连短裤也被人家脱掉。
第三，理顺汇率机制，需要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制。能参与外汇交易的，必须是能够鉴别外汇价值的进出口商。除此之外，就是有明确国家战略（花钱意向）的主权基金。美国的对冲基金绝对不能进来搅和，否则理顺汇率机制必定是徒劳。
因为汇率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巨额顺差和资源流失，再导致美国人铤而走险，让热钱涌入以获取人民币升值的福利，导致热钱的“上门抢劫”和物价飞涨，导致中国的战略产业包括舆论媒体被美国人控制，导致哄抬股市让中国的居民储蓄被活埋，最后导致次贷危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所有这些，都是汇率制度缺陷惹的祸！
这个汇率制度要改，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理顺汇率机制，央行不再入市接收美元，就算入市，也必须大大拉开汇率的浮动空间，慢慢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不是什么新理论，36年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的时候，地球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最后说明一点，在中国的国家主权全面丧失之前，通过改革汇率制度，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化腐朽为神奇的机会。但怎么操作，我不能说。说出来就无效了。必须万无一失，才能把刀子插进美国人的心脏。
四、中投公司应该付给我70个亿
美国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每一个环节，我在一年之前就已经洞若观火。
2007年8月23日我向贺国强写了一封《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信，信中提到“美国人印刷了中国一半的货币”、“中国经济被美国深度控制”等诸多严重问题，我还提出了“中国应该拉开汇率浮动空间，关门打狗，锁定热钱换石油”——这一在现在看来，依然是唯一可以让中国变被动为主动的绝好对策。
25日晚上贺国强的秘书让国资委王忠明找我谈话，28日胡主席开政治局会，三次提到“金融安全”。
但他们后来没有再来找我。贺国强同志的秘书看懂了我的文章的一半，但我估计他更多地从宋鸿兵那里接受一些观点，所以他们动了金人庆，但对于最关键的汇率制度，却没有动。
8月24日我给吴邦国写了一篇《外汇掉期交易严重威胁金融安全》，文中提到“美国预谋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这篇文章不久被批示给了国家外汇局。外汇局给了我答复，我马上回信警告他们，“中国的汇率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央行汇率僭越了民间汇率，才导致了巨额无法实现购买力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用废纸换财富，不改革汇率制度，外汇储备（注：当时仅有1.3万亿美元）还会继续增长，资源还会继续流失”，“金融组合投资相当于把外汇储备直接扔掉，是疯子”。据说外汇局有四位司长、两位处长在我的文章上批示，但后来又没有了下文。
在此之后，我眼睁睁看着国家外汇储备由1.3万亿增加到1.9万亿，废纸增加6000亿，实体财富也同时流失了6000亿。这个损失无法估量。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我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一篇《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指出“金融组合投资在理论上行不通”。10月17日，我接到胡锦涛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说我这篇文章被批示给了中投公司。不久后中投公司给我答复，我马上又向他们提交了一篇《透视美国侵略中国的战略路线》，对美国人的战略意图进行了清晰的梳理。
应该说我的文章还是产生了重大的价值，中投公司放慢了“金融组合投资”的步伐，中国的外汇储备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结局，中国的经济也因此没有进入到最坏的状态。
我在那段时间充满了期待，希望中投公司能启用我。当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套富贵”，但我更多是为国家着想。
但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埋没。
不用我，我无话可说。但中投公司用了我的文章，应该付给我报酬。著作权法有规定。麦肯锡做一个咨询报告，按企业价值的0.5%收费，一个15亿的企业，他收700万。按照这个比例，中投公司1.55万亿，应该付给我70个亿。
其实我很清楚，中投公司不会给我一分钱。中国有个典故，叫“曲突徙薪无恩泽，燋头烂额为上宾”，意思是说，有个人家把木柴堆得离火太近，别人劝他移开，他不听。后来真的起火，来给他救火的人，弄得焦头烂额。事后为了感谢救火的人，他摆了一大桌酒席，但那个劝他“徙薪”的人，却被他忘记了。
所以说，中投不给我钱，一分不给，是我意料之中的。
但我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第一，是要让人知道他们对我的冷落。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思考一下，国家的管理，赏罚分明是压倒一切的事情。美国人在中国印刷 15万亿人民币，拿百分之一出来，就是1500亿。1500亿开路，什么路子不能打通？胡温没有控制这个赏罚权，所以大权旁落，落入美国人手中，这么下去，这个国家是管理不好的。
因为它能持续控制、占有并消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才成就了自己的强大。
跟美国人做买卖，好比跟一个兜里没有钱却又十分强悍的人打麻将一样，你肯定是稳赔不赚。
因为，你如果赢了，他就动手，要你的命。
中国购买那么多美国国债，美国人偿还债务的方式如下：
第一，赖。不卖东西，让你拥有的美元自然贬值，或者干脆把你在美国的投资“次贷”分掉。
第二，拖。“美国国债”是国家信用，不能“次贷”，那么利滚利，越滚越多，但就是不还，因为它也没东西可还。
第三，到了一定程度，把中国政府搞垮，一了百了！
我放一个帖子在这里等。购买美国国债越多，共产党越危险。共产党一垮台，中国国家主权丧失，社会动乱，像阿富汗、伊拉克一样沦为美国人的奴隶！中国人民将万劫不复！
事实摆在面前，美国人煽动西藏动乱，卖武器给台湾，支持法轮功，民运，控制网易、腾讯、新浪等主流媒体，误导、要挟中国ZF，甚至明目张胆地收留“东突”恐怖分子！其搞垮中国的用心，已经到了最下流、最不要脸的程度！
美国人还没有翻脸，是因为中国的资源还没有榨干，还有利用价值。但中国如果再不警醒，再不用脑子独立思考，那么等着给中国准备棺材！
一、美国人对中国掏挖
美国人对中国进行“用纸张换财富”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掏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四年来美国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若干步骤：
第一，热钱涌入，收购中国。印刷钞票（美元），利用中国的汇率制度缺陷，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是直接在中国印钞票。印了多少？1.9万亿美元！兑换成15万亿人民币。而2004年中国所有的居民储蓄也不过7万亿人民币，四年内中国的居民储蓄暴涨到20万亿，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人持有！美国人向中国印刷的钞票，比中国所有的居民储蓄加起来还要多出一倍！
美国人用这些钱收购中国的战略产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哄抬房市和股市，洗劫中国居民储蓄。这样一来，大半个中国的财富就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第二，锁定中国“卖国”所赚得的美元。中国“卖国”之后赚得了1.9万亿美元，但如果中国用这个美元去买东西，那美国就会破产。但美国人毫无顾忌，因为美元是美国央行的负债，美国不出口，美元就会买不到东西。在中国拥有巨额美元的情况下，美国人牢牢锁定这些美元的购买力，让石油涨价，让美元贬值。美元连续四年“跌跌不休”。
第三，巧*豪*回收中国的美元。石油涨价是最主要的手段。油井都是美国人控制的，石油也在美国纽约交易。在向中国输出通货的四年内，石油从20美元一桶暴涨到140美元一桶。另外还有，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你不要还不行，因为美国人不卖东西，中国储备的美元就是废纸。储备美元就已经授人以柄，你只能让人漫天要价。
在发动全面的“次贷危机”之前，美国人决心让石油涨到200美元一桶，造了很多舆论，甚至不惜和伊朗制造摩擦。如果没有后来的“次贷危机”彻底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石油200美元一桶是呼之欲出。
第四，彻底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石油过渡涨价，会造成海湾美元泛滥，为了避免造成新的危机，美国人想了一个比石油涨价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花言巧语骗中国的外汇去美国搞“金融组合投资”。
中国的外汇被弄到美国之后，美国立马将其分掉，同时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次贷危机”。不管有没有来得及“次贷”，把假帐一做，就说中国人的投资没了。奥运前夕，美国突然宣布“两房贷款”报销了中国3763亿美元，狠宰了中国一把。
后来美国人觉得“次贷”太露骨，改口叫“金融危机”。
中国的外汇储备完蛋，石油价格立马回落。“两房贷款”宣布第二天，油价一下从140美元直线跌到110美元。美国人是那么的迫不及待，得意忘形，丝毫不怕中国人看出破绽。
第五，巩固侵略成果。经过所谓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货也没了，钱也没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白白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
这时候，美国人不失时机促成新一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王岐山说“希望美国保护中国在美国财产的安全”，这也是有人误导的，其用意很简单，美国“保护”中国，中国要对等回报，要保护美国人“白白得到的大半个中国的财富”的安全。
第六，要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继续为美国奉献顺差。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之后，美国人为了继续榨取中国的资源，突然撤走在东莞的订单，中国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美国人放出风声，要求中国让人民币重新贬值，以便为美国奉献新一轮顺差。
二、美国人的舆论误导与政治讹诈
舆论误导、政治讹诈与美国人的侵略行动如影随形。美国人的操作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天衣无缝。
第一，顺差是政治问题。把中国的货物运到美国，然后支付美元，利用中国储备美元的汇率制度缺陷，让出口商拿到这些美元，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让出口商得到人民币以后，就可以继续利用中国的资源完成再生产。央行拿了美元，自己又没有进口能力，只好变成储备。美国不兑现这些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中国手里的美元就是废纸。
这明明是美国人故意设计好的圈套，通过“储备——顺差”掠夺中国资源，美国人不考虑出口还债，用行动平衡贸易顺差，却离题万里说“顺差是政治问题”。中国倒好，不但不觉得上当，还顺着套子往里钻，说“顺差不是政治问题，我就是要积累顺差”。
美国人乐翻了腰。
《经济学人》，鬼佬们养的一条狗，你要听它的，它就会像《木偶奇遇记》里边的瞎了眼的猫和瘸了腿的狐狸一样，让你把金币种到“奇怪的田里”去。
我第一次读《木偶奇遇记》才八岁，我对猫和狐狸的花言巧语深信不疑，金币种到“奇怪的田里”没有长出金币来，连“种子”也“不见了”，我怪自己运气不好。三十年后我给女儿重买这本童话，看到这个环节，我知道，坏了，“瞎了眼的猫”和“瘸了腿的狐狸”肯定是装出来的，要不怎么会这么巧？后来果然，匹诺曹一转身，猫的眼睛是贼溜的，狐狸的腿也利索得很！
经过这次所谓的“金融危机”，我们的当局者应该成长，从八岁长到三十八岁，那我们的亏就没有白吃。
第二，猪的蓝耳病。明明是美国人在中国印刷钞票，抢购中国所有值钱的东西，导致物价飞涨，连续印刷15万亿人民币以后，猪肉价格都涨了！为了掩人耳目，有人马上抛出谬论，说猪肉涨价是因为“猪的蓝耳病”！我们的领导还真去考察猪的耳朵是不是变蓝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第三，牛市还在半山腰。美国人是在1000点建的仓，搞了许多基金，买通了许多“经济学家”，三下五去二，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把股市哄抬到了4000点。温总理英明，印花税加到3%，把美国人全部套牢。
怎么办？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半夜鸡叫”，把总理贬为“鸡”。那么多媒体都忽悠，好像受害的都是中国股民。三人成虎，总理也扛不住了。而且美国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几千亿美元进来救市，硬是死里逃生。把一千点买进来的纸条条，哄抬到6000点全部卖给中国人。
为了保障热钱的安全，美国人发明了“外汇掉期交易”，07年8月17日掉期交易实施，20日股市应声冲到5200点，并且传出“牛市还在半山腰”。这个“半山腰”以后，美国人就开始慢慢出货了，但所有的媒体还在拚命忽悠。
2万元的人都进股市了，中国的居民储蓄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家伙，把所有的人都套住，股市从6000点一下跌回5000点。每次收盘的时候放量暴跌，中国的股民在迷惘之中越套越深。
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新浪、网易、搜狐、腾讯，一开始就是赔钱，而且年年赔钱，但股票却一个劲往上涨，美国人是傻子？
杨小凯说这是“新经济”，我怎么也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美国人赔钱搞访问量，就是为了控制舆论。美国搞这几家媒体，才不过百把亿美元，在股市上一捣腾，一下搞到了上万亿美元！真正的大手笔！
早在07年7月，国资委有人跟我打赌，说股市如果年前跌回4000点，他请客，否则我请。我说，让我想一天。第二天我答复他，我愿意赌，而且不是跌回4000点，而是2000点。
结果这个赌我输了，因为跌回4000点不是“年前”。但我的判断却是对的。中国的股市是一场超级大传销，是一个没有主权、没有战略、没有灵魂的博傻游戏。美国人在1000点建仓，哄抬到6000点抛出，尚需要成本。扣掉这个成本，美国人全部抛光，股市会稳定在2000点。2000点的时候，全部是中国人，再抛就没人要，直接跌倒零，所以没有人肯抛，全部活埋。这就是“稳定在2000点”的理由。
不过国资委这位朋友没有让我请客，因为他听了我的，5000点全退，斩获不少。所以一再跟我说，“客还是他请”。
我提前一年的时间预见了股市的走势，但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把我的观点给腾讯、给新浪，不肯发表。给21世纪经济报道，也不发。因为他们都要靠股评吃饭。
实在没有办法，我把文章贴到博客上，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看，http://blog./s/blog_5155292d01008zj4.html 《美元贬值的奥秘》，署名吴霏，是我写的。访问量到现在只有26次。新浪的编辑与我通了电话，他知道这篇文章的价值，但不用，结果一下就被淹没了。博客中国后来发了我这篇文章，放到首页，结果不久之后，博客中国就倒台了。
凡属不利于美国的声音，领导人听不到。美国人印刷大把的钱，写一篇文章给100万，舆论就控到了他们手里。股市暴跌的时候，达赖喇嘛也收了钱，不失时机地制造动乱，西方媒体附和毁谤中国，杯葛奥运，加上艳照门，一下转移了舆论的关注焦点。当领导人忙于应付政治讹诈的时候，中国的股市损失了12万亿的市值。
股市暴跌之后，媒体一片缄默。再也没有人骂总理是“鸡”了。也不去分析暴跌的原因。而是大力呼吁“救市”。谁来救？美国人把五万亿中国的居民储蓄揣到了口袋里，难道他还会把这个钱吐出来？让股市重上3000点？怎么可能呢？结果汇金公司又听了忽悠，真的“救市”，几千亿人民币投进去，对在5000点套牢的中国股民没有任何意义，却刚好让在1000点建仓的美国人出完最后一批货！
本来，股市和房市都是为了套取中国的居民储蓄，但因为美国人在股市大获成功，成本低而且速度快，所以房市这个抽血机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就是房价暴跌的原因。
美国人控制了媒体之后，真的是翻云覆雨，心想事成。
第四，“次贷危机”。宋鸿兵出了一本书叫《货币战争》，把中国去美国投资的项目说成“金融毒垃圾”，宋鸿兵来中国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去，但我一个朋友去了，说宋的演讲“很好”。
但我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美国人要搞掉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格林斯潘是老狐狸，花旗银行、雷曼兄弟，搞金融掠夺是祖传的手艺。这拨人会傻到给一些“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贷款？明明是想搞掉中国的外汇储备，才造出了“次贷危机”这么个词。中国储备美元就错了，再用这个储备去美国投资，是羊入虎口，迟早要把你弄掉的。我们傻乎乎地接受了“次贷”这个词汇，还真的以为是自己的“失误”，才导致了在美国的“投资”损失。
我打一个很浅显的比方，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可能是事故。但三架飞机先后撞击，那肯定是恐怖袭击。任何人不需要任何证据，都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同理，一家银行出现“次级贷款”，那可能是经营不善，N家银行同时“次贷”，那就是分钱，那不是经营，更不是经营不善！任何人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但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美国人控制了舆论，却可以瞒天过海。经济学家忽悠，央视整晚的报道，大家就都把责任推到了中国官员的身上。美国人最下*、最无*的“分钱”行动，就这样被掩盖了！
第五，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经济安全。美国卖出来的东西，一个是水，如可口可乐；一个是迷信，如麦当劳、耐克、潘婷，都是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生产，美国人加上自己的迷信，就以高于成本10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而中国卖给美国的，却是鞋子、洗衣机、钢铁、煤炭等货真价实的东西。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是水，带走的都是血。
可美国人却还大肆制造舆论，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经济安全”，言下之意，你不搞全球化被我吃掉，我就会让你“不安全”。娃哈哈、汇源果汁等优秀民族品牌的遭遇，仅仅是冰山一角。
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自己的错，但外国人借助媒体，将这个事情无限扩大，以至于许多的民族品牌都受连累。舆论杀人，真的是不见血。
第六，要挟人民币重新贬值。当初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储备了大量的热钱，只要人民币升值，这些热钱就会分享升值的福利，反套美元逃跑，并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本来人民币升值的福利，是应该由本国人民进口商品来享受的（巨额储备可以买很多东西，价格下跌，进口商对外汇的需求下降，人民币自然升值），但热钱进入流出，比你进口商品要快得多（何况当时美国关闭出口，你根本无法进口），所以升值的福利其实可以由美国热钱独占。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舆论意图所在。
现在通过“次贷危机”（后来改口叫金融危机），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洗劫完了，人民币升值以后对美国人掠夺中国资源不利。为了让中国继续向美国免费出口，必须让人民币重新贬值。美国人突然大面积同时撤走在东莞的订单，造成混乱，要求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退税，以“刺激出口”。
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失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大有人民币不贬值，共产党立马垮台的架式。这是最典型的通过媒体误导、要挟中国政府。
失业怎么啦？美国就没有失业？如果失业饿死了人，我愿意偿命！如果失业者敢搞暴动威胁共产党的领导，那六六是怎么过来的？共产党连六六都不怕，还怕你失业？
危言耸听，其实都是媒体在兴风作浪。去看看的网站，那是美国人养着的。你敢说不利于美国的事情，它绝对不报道。
中国的免费出口早就应该进行战略转移，要跟俄罗斯、伊拉克等有资源的国家做买卖。绝对不要再上美国人的当。
第七，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民主是一种利益的妥协，需要资源支撑。中国不适用西方式民主，因为没有资源支撑，这是上帝决定的。美国人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 ”，是别有用心的。说我们国家强大，是因为驴象两党“哥俩好”，你们家穷，是因为你老爸大权独揽，你们几兄弟整垮你老爸，自然就富了。当几兄弟真的去整老爸的时候，美国人就卖武器，给钱，扶植一方，结果呢？你这个家就变成了他的了。这就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都是前车之鉴。
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最大的政治*诈！前苏联垮台的时候，有一幅政治漫画，一只北极熊在学习烹调熊掌，手里拿着美国人设计的菜谱，然后把自己的手和脚一只只剁掉，扔到锅子里去煮。我们现在宣扬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损害共产党的权威，搞“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让热钱自由出入，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去搞“金融组合投资”等等，不正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菜谱“烹煮自己”吗？！
尤其是“购买美国国债”，用心险恶。美国人绝对不可能安心还债，除非印钞（印钞也会损害美国的信用），否则还债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力，美国人的老大地位将会不保！这可能吗？什么叫“与虎谋皮”？就是跟老虎商量要它的皮！绝对没有指望的！看清了这个逻辑，就知道了美国人预谋搞垮共产党以便“赖帐”的客观必然性。要整垮共产党，还要要挟共产党“购买美国国债”，然后再用这个钱给台湾提供武器，给法**（***叛国，**不如）、给*赖提供支持，去搞舆论误导，搞和平演变。这就是美国人的恶毒之处，要枪毙你，还要逼你出“子弹费”！
三、汇率制度的缺陷是万恶之源
控制媒体是要花钱的。
钱可以印出来，但钱的购买力需要资源的支撑作为依托。
美国人没有资源，但很善于利用别国的资源印钱。
中国的汇率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美国人印刷美元，中国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的印钞主权完全让渡给了美国，美国人可以随意向中国印刷钞票。
这个汇率制度需要改革。
第一，要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理顺汇率机制。
外汇期货市场最大的意义，是进出口的关联互动。出口商得到了一笔外汇，需要换成人民币，给谁？不能给央行，央行没有能力鉴别、实现这个外汇的购买力。只能给进口商，进口商知道这个外汇能买多少东西，值一个什么价格。
进口商用一定外汇能买很多的东西，外汇就涨价，如果买不到东西，外汇就跌价。一旦成交，就达成了进口的行动。如果不能成交，那出口商的外汇就卖不出去，无法再生产，没有进口就会自动抑制出口。
所以外汇期货市场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进出口互动，自动平衡国际收支，达到进出口平衡。其次的功能，才是汇率的决定。长期来说，汇率如同价格一样，是可以通过供求自发决定的。
第二，理顺汇率机制，要求央行及其所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能直接入市接受美元。
商业银行接受外汇，你知道这个外汇有多大购买力？亏了你怎么办？你不是搞这个事情的，你怎么知道行情呢？就算知道行情，你怎么去行动，去实现这个购买力？
商业银行接受外汇之后，支付了人民币，如果这个外汇买不到东西，他就得亏损，老板就要破产、跳楼。
但我们的商业银行其实是国家信用，拿了外汇直接找央行的印钞机兑换成人民币，专业术语叫“对冲”。
万恶之源，就出在这里。
央行拿了外汇，同样不能进口，只能变成储备，实现不了购买力，结果授人以柄。巨额储备成了美国人锁定、宰割的对象。
储备的购买力不能实现，进出口的互动失灵，导致了没有回报的出口。若干年来，从中国发一个集装箱到美国，要5000美金的运费，而从美国发过来，不到300美金，因为集装箱都是空的！占中国GDP40%的出口，相当于直接扔进了太平洋！
5000万个集装箱的出口，换回来900吨纸张（1.9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这么来的！
当中投公司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投资总是亏损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这个外汇储备只能用来进口，是根本不能用来去投资的！
可以用反证法证明这个逻辑。
假如，你投资盈利了，当然，必须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真正盈利——你的1.9万亿美元变成了货真价实的2.2万亿美元，意味着，你可以用900吨纸张换回了6000万个集装箱的货物！
这怎么可能呢？
5000万换成900，你已经只剩下一条短裤了，上了大当，你还能让人家把这个当上回来？
天大的笑话。
我把这个道理跟中投说了，不听我的。结果呢？
搞一个“次贷危机”，连短裤也被人家脱掉。
第三，理顺汇率机制，需要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制。能参与外汇交易的，必须是能够鉴别外汇价值的进出口商。除此之外，就是有明确国家战略（花钱意向）的主权基金。美国的对冲基金绝对不能进来搅和，否则理顺汇率机制必定是徒劳。
因为汇率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巨额顺差和资源流失，再导致美国人铤而走险，让热钱涌入以获取人民币升值的福利，导致热钱的“上门抢劫”和物价飞涨，导致中国的战略产业包括舆论媒体被美国人控制，导致哄抬股市让中国的居民储蓄被活埋，最后导致次贷危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所有这些，都是汇率制度缺陷惹的祸！
这个汇率制度要改，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理顺汇率机制，央行不再入市接收美元，就算入市，也必须大大拉开汇率的浮动空间，慢慢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不是什么新理论，36年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的时候，地球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最后说明一点，在中国的国家主权全面丧失之前，通过改革汇率制度，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让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化腐朽为神奇的机会。但怎么操作，我不能说。说出来就无效了。必须万无一失，才能把刀子插进美国人的心脏。
四、中投公司应该付给我70个亿
美国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每一个环节，我在一年之前就已经洞若观火。
2007年8月23日我向贺国强写了一封《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信，信中提到“美国人印刷了中国一半的货币”、“中国经济被美国深度控制”等诸多严重问题，我还提出了“中国应该拉开汇率浮动空间，关门打狗，锁定热钱换石油”——这一在现在看来，依然是唯一可以让中国变被动为主动的绝好对策。
25日晚上贺国强的秘书让国资委王忠明找我谈话，28日胡主席开政治局会，三次提到“金融安全”。
但他们后来没有再来找我。贺国强同志的秘书看懂了我的文章的一半，但我估计他更多地从宋鸿兵那里接受一些观点，所以他们动了金人庆，但对于最关键的汇率制度，却没有动。
8月24日我给吴邦国写了一篇《外汇掉期交易严重威胁金融安全》，文中提到“美国预谋洗劫中国的外汇储备”，这篇文章不久被批示给了国家外汇局。外汇局给了我答复，我马上回信警告他们，“中国的汇率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央行汇率僭越了民间汇率，才导致了巨额无法实现购买力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用废纸换财富，不改革汇率制度，外汇储备（注：当时仅有1.3万亿美元）还会继续增长，资源还会继续流失”，“金融组合投资相当于把外汇储备直接扔掉，是疯子”。据说外汇局有四位司长、两位处长在我的文章上批示，但后来又没有了下文。
在此之后，我眼睁睁看着国家外汇储备由1.3万亿增加到1.9万亿，废纸增加6000亿，实体财富也同时流失了6000亿。这个损失无法估量。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我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一篇《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指出“金融组合投资在理论上行不通”。10月17日，我接到胡锦涛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说我这篇文章被批示给了中投公司。不久后中投公司给我答复，我马上又向他们提交了一篇《透视美国侵略中国的战略路线》，对美国人的战略意图进行了清晰的梳理。
应该说我的文章还是产生了重大的价值，中投公司放慢了“金融组合投资”的步伐，中国的外汇储备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结局，中国的经济也因此没有进入到最坏的状态。
我在那段时间充满了期待，希望中投公司能启用我。当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套富贵”，但我更多是为国家着想。
但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埋没。
不用我，我无话可说。但中投公司用了我的文章，应该付给我报酬。著作权法有规定。麦肯锡做一个咨询报告，按企业价值的0.5%收费，一个15亿的企业，他收700万。按照这个比例，中投公司1.55万亿，应该付给我70个亿。
其实我很清楚，中投公司不会给我一分钱。中国有个典故，叫“曲突徙薪无恩泽，燋头烂额为上宾”，意思是说，有个人家把木柴堆得离火太近，别人劝他移开，他不听。后来真的起火，来给他救火的人，弄得焦头烂额。事后为了感谢救火的人，他摆了一大桌酒席，但那个劝他“徙薪”的人，却被他忘记了。
所以说，中投不给我钱，一分不给，是我意料之中的。
但我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第一，是要让人知道他们对我的冷落。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思考一下，国家的管理，赏罚分明是压倒一切的事情。美国人在中国印刷 15万亿人民币，拿百分之一出来，就是1500亿。1500亿开路，什么路子不能打通？胡温没有控制这个赏罚权，所以大权旁落，落入美国人手中，这么下去，这个国家是管理不好的。
Monday, March 23, 2009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Phone Is an Expensive Drug, Says Russian Mobile Chief
U.S. telecom executives are cautious about speaking their mind when it comes to tech heavyweights like Apple and Google, but not Mikhail Shamolin, president of MTS, Russia’s largest cellphone company.
iphone_E_20090320151459.jpgApple
Giving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CrackBerry”?
In an interview with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staff, he said the negotiations to bring the iPhone to Russia last fall were like “the negotiations of a junkie and a narcotics salesman,” because of the pent-up demand for the device.
But “Apple was operating on a take-it-or-leave-it strategy,” he said, resulting in a high price — about $1,000 — that puts it out of reach for many Russians, since operators in the country don’t subsidize handsets.
The largest wireless operators in Russia all offer the iPhone 3G now, but they’ve only sold “a few hundred thousand” units, Mr. Shamolin said, because of the price tag and the dwindling supply of consumer financing am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uch credit “was one way to sell iPhones and that went away with the crisis,” Mr. Shamolin said.
Apple spokesman Steve Dowling declined to comment.
Mr. Shamolin estimated that users have smuggled about 500,000 iPhones into Russia that were purchased overseas at cheaper rates. Once “unlocked” from carriers in the country where purchases were made, such devices can be used on any operator’s network. Globally, Apple has sold more than 17 million iPhones to date.
He said that unlike some emerging-market operators, such as China Mobile, he isn’t interested in Google’s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Google as a potential competitor as MTS builds out its own content and software portal, he said. “We don’t want to give that revenue to Google or Nokia or anyone else who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it.”
iphone_E_20090320151459.jpgApple
Giving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CrackBerry”?
In an interview with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staff, he said the negotiations to bring the iPhone to Russia last fall were like “the negotiations of a junkie and a narcotics salesman,” because of the pent-up demand for the device.
But “Apple was operating on a take-it-or-leave-it strategy,” he said, resulting in a high price — about $1,000 — that puts it out of reach for many Russians, since operators in the country don’t subsidize handsets.
The largest wireless operators in Russia all offer the iPhone 3G now, but they’ve only sold “a few hundred thousand” units, Mr. Shamolin said, because of the price tag and the dwindling supply of consumer financing ami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uch credit “was one way to sell iPhones and that went away with the crisis,” Mr. Shamolin said.
Apple spokesman Steve Dowling declined to comment.
Mr. Shamolin estimated that users have smuggled about 500,000 iPhones into Russia that were purchased overseas at cheaper rates. Once “unlocked” from carriers in the country where purchases were made, such devices can be used on any operator’s network. Globally, Apple has sold more than 17 million iPhones to date.
He said that unlike some emerging-market operators, such as China Mobile, he isn’t interested in Google’s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Google as a potential competitor as MTS builds out its own content and software portal, he said. “We don’t want to give that revenue to Google or Nokia or anyone else who wants to get their hands on 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s Coke Smackdown: It’s Just Business
America or China, which is the better capitalist?
China has now forbidden a Chinese company–China Huiyuan Juice Group–from selling itself to Coca-Col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reviewed various aspects of this concentration including: market share and market control, the degree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impact on market acces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impact on consumer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and the impact of brands on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juice market. The review was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views of parties concerned were fully aired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That i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way the U.S. has handled certain deals involving Chinese companies seeking to acquire U.S. businesses, rais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n opposing Cnooc’s $18.5 billion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oil-and-gas concern Unocal (though 70% of Unocal’s energy reserves were in Asia) and the proposed buyout of networking-equipment maker 3Com by Bain Capital, which included a 16% investment in 3Com by China’s Huawei Technologies.
“The now-withdrawn $18.5 billion acquisition bid for Unocal Corp. (UCL) by CNOOC Ltd. (CEO), China’s third-largest oil company and one that is 70%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ntered a buzz saw of opposition, exposing America’s deep anxiety about China’s rapid emergence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wrote Laura D’Andrea Tyson at the time.
In the Bain-3Com deal, the U.S. government implied that China may use the deal to spy on the U.S. Then 3Com said its new chief executive, fluent Mandarin speaker Robert Mao, would be based in Beijing, where two-thirds of 3Com’s 6,000 employees already work.
The Huiyuan deal was the first major test of China’s strengthened antimonopoly law, and as the above WSJ article points it, the ruling could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merger-and-acquisition activity in China, as well a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generally. It also could complicate efforts by China’s own companies to make overseas acquisition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big ambitions.
Of course, in each of the instances above, the end game was the same, the prevention of a local company’s acquisition by a foreign buyer. Still,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free-trading U.S. raised the protectionist rationale while the putatively communist country couched its objections in business terms.
China has now forbidden a Chinese company–China Huiyuan Juice Group–from selling itself to Coca-Col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reviewed various aspects of this concentration including: market share and market control, the degree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impact on market acces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impact on consumer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and the impact of brands on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juice market. The review was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views of parties concerned were fully aired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That i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way the U.S. has handled certain deals involving Chinese companies seeking to acquire U.S. businesses, rais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n opposing Cnooc’s $18.5 billion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oil-and-gas concern Unocal (though 70% of Unocal’s energy reserves were in Asia) and the proposed buyout of networking-equipment maker 3Com by Bain Capital, which included a 16% investment in 3Com by China’s Huawei Technologies.
“The now-withdrawn $18.5 billion acquisition bid for Unocal Corp. (UCL) by CNOOC Ltd. (CEO), China’s third-largest oil company and one that is 70%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ntered a buzz saw of opposition, exposing America’s deep anxiety about China’s rapid emergence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wrote Laura D’Andrea Tyson at the time.
In the Bain-3Com deal, the U.S. government implied that China may use the deal to spy on the U.S. Then 3Com said its new chief executive, fluent Mandarin speaker Robert Mao, would be based in Beijing, where two-thirds of 3Com’s 6,000 employees already work.
The Huiyuan deal was the first major test of China’s strengthened antimonopoly law, and as the above WSJ article points it, the ruling could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merger-and-acquisition activity in China, as well a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ountry generally. It also could complicate efforts by China’s own companies to make overseas acquisition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big ambitions.
Of course, in each of the instances above, the end game was the same, the prevention of a local company’s acquisition by a foreign buyer. Still,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free-trading U.S. raised the protectionist rationale while the putatively communist country couched its objections in business terms.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