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一旦下跌，将逼中国土改
在房地产的产业链中，收益最丰的其实并不是房地产商，更不是银行，而是地方政府和可以获得无偿土地的“有关部门”。
其实房产的营造成本并不高，带电梯的高层毛胚房，顶多3000人民币一个平方米，而多层商品房一千多就能搞定，但是房产的市场价动辄两三万，政府可不是傻子，在批租土地时，就是两三万一个平方，这可不是按每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的，而是要乘上容积率的，也就是说，大头全被政府拿走了，房地产商只是喝喝汤罢了，顶多是要点政策，从银行多贷些钱，想办法空手套狼而已，按照中国的现行办法，所得税归中央，而土地批租的收入全部归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对房地产那么热衷，地方政府拿这些钱来搞动迁（多数是分包出去的），搞市政，当然同时政府衙门也成了最有钱的地方了，大小公务员的待遇和尊严也极大地提高了，因为批租是一次性的，一旦把钱花完了，下一次收钱得等70年以后了（见瓦斯弹博文），所以地方政府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房地产涨，涨，涨，只有这样，政府才能不断的批出土地，并不停的挣钱，所谓增加土地供给来抑制房价这个方法在中国是无效的，甚至正好相反，这也是房价这么些年来只升不跌重要原因之一，前些年胡温就借口宏观调控，想抑制一下房价，结果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第一个跳起来拍桌子，说这会破坏上海大好的经济形势。
这个由地方制造的泡沫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久，还要归功于前些年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出口，如果美国一时半会儿还喘不过气来，这个泡沫的破裂恐怕就逃不过去了，一旦房价下跌，政府的收入受损，什么跨海大桥，磁浮列车，就都成了问题。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代表全体人们的政府还是会有办法搞到钱的，这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开征房地产税。
其实，美国的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也是和房产有关，这就是房地产税，这是按百分比每年征收的，虽然比不上批租爽，但细水长流，每年都有收入，但人家的土地是个人所有，征税还有道理，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只听说收租的人缴税，没听说交租的还要上税，所以说，土地私有化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猜过程会是这样，对那些旧房产的业主，包括住房改革时买断产权的业主，让他再交一笔钱，把土地所有权也买下来，对那些商品房的业主，可以把70年的使用权转一下，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本金光闪闪的地产证，然后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像美国人一样交房产税了。
瓦斯弹01/22/2010
Saturday, January 23, 2010
Thursday, January 21, 2010
商场肢体语言： 教你瞬间看透身边人 手部动作都暗藏有什么深意
拳头紧握，内心可能缺乏安全感
一般情况下，在庄重、严肃的场合宣誓时，必须要右手握拳，举至右侧齐眉高度。有时在演讲或说话时，捏紧拳头，则是向听众表示：“我是有力量的。”但如果是在有矛盾的人面前攥紧拳头，则表示：“我不会怕你要不要尝尝我拳头的滋味？”由此看来，握紧拳头能给人带来力量和安全感。从另一方面来说，总是拳头紧握的人，也可能是内心缺乏安全感。
总是紧握着拳头的人，可能是缺乏安全感，所以防御意识比较强。他们并不是要去攻击别人，可能只是提防别人的攻击。他们做人的信条很可能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除了缺乏安全感以外，经常握着拳头的人，是能够关心体贴别人、富有同情心而又善解人意的，冲动起来便伴有咬指甲的行为。这无疑是一种紧张、恐惧的症状，说明这一类人是缺乏安全感的。
演讲者如果讲话时攥紧拳头，证明这个人很自信、很有感召力；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人发生不愉快时，请把你的拳头藏起来，而不要攥起拳头在对方面前晃动。那样做的结果，势必会引起一场打斗，这是不可取的。同时，总握着拳头，也会很容易让人发现你内心缺乏安全感的弱点。
十指交叉，掩饰内心真实想法
把手合在一起，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手部动作。这种人常见的姿势是十指交叉举在面前，面带微笑地看着对方；或者十指交叉平放在桌面上，这种动作，常见于发言人正处于心平气和或娓娓叙谈的时候。乍一看，似乎采用十指交叉的动作表明很自信，但有时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尼伦伯格和卡莱罗对十指交叉手势研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表示心理不安的手势，表明在掩饰消极态度。
千万不要误认为十指交叉是很自满的意思。事实恰恰相反，将十指交叉，遮住一半面部，一般都是在隐藏自己的感觉。当然，这种动作也有表示对抗情绪的意思，表示对你所说的东西不感兴趣。而如果他忽然把手松开，配合着上身前倾，这说明他想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想离开，却又碍于面子，不好表达。十指交叉有时还表示焦虑、紧张不安的情绪。
一般来说，做出十指交叉手势，手的位置的高低似乎与消极情绪的强弱有关。有的将十指交叉放在膝上，也有的站立时将十指交叉放在腹前。就交往的经验而言，高位十指交叉比中位十指交叉更显得高深莫测。正像所有表示消极情绪的姿势一样，要想让使用这个姿势的人打开紧紧交叉的十指，都需要用某种努力来完成。否则，对方的不安和消极是无法改变的。
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一种挑战姿势
人与人站立的姿势大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两脚平行站立。这种人的叛逆性很强，易忽视对方的存在，大多自负、自大，也因此具有强烈的挑战和攻击意识。
他们很会保护自己，不管遇上何种情况，他们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性格是好打抱不平，因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好斗的血液。站立时有这种举动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几乎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即便遭受很大打击，也能迅速振作起来。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会不时地与非常熟的朋友保持距离，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他们也过分重视自己的利益，往往因此而伤害到集体的利益，因此集体感不强。
双手交叉于胸前也是不少女性的习惯动作，可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这个动作可能会令她们感觉“安全”一些，但同时也会令她们在与人沟通时产生隔阂，并由此阻碍了她们传达自信的信息，给对方留下消极和间接侵犯的印象。它可能使对方认为对他或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兴趣，或者根本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在工作中，他们不会因传统的束缚而畏首畏尾，而且创造力比其他类型的人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这例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敢于发挥自己。
总的来说，这类人是不易接近的。如果他们在谈话时身体微微往一边倾斜，则表明他不喜欢你，你最好找个理由赶紧离开。
说话时双掌摊开，表示诚实可靠
当人们开始说心里话或说实话时，总是喜欢双掌摊开显示给对方。像大多数体态语言一样，这一举止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它都使人感到对方是在讲真话。相反，小孩子在撒谎或隐瞒事实时总喜欢将其手藏在背后；彻夜未归的丈夫不愿对妻子说出他的去处和实情时，常常将手插在衣兜里或两臂相抱将手掌藏起来，而妻子则可从丈夫的这一举动感觉到丈夫在欺瞒她。
由此可见，在与人交谈时你不时地摊开双手，能使你显得诚实可靠。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发现摊开手掌时不仅不易说谎，而且还有助于制止对方说谎，并且鼓励对方坦诚相待。
西方有心理学家断言：“判断一个人是否坦率与真诚，最有效的、最直观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手姿是否双手摊开。”当人们愿意表示完全坦率或真诚时，就摊开双手，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来坦率地告诉你吧。”
因此，在我们与人交谈时，若对方总喜欢摊开双掌，则可判断此人应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十指尖相触呈尖塔状，表示自信
这种姿态就是将双手的指尖架在一起，形成“教堂塔尖”的样子，明确地表示自信，也是表示沾沾自喜、有权威、自负或自豪的姿态。
自信的人与人交谈时很爱摆出这种姿态。它明确显示出一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很有把握。一个著名领袖对他的传记作者或专栏作家解释一个结论，或讲述一个问题时，常常做出双手指尖架在一起的姿态，表明了对他自己所说的绝对自信的态度。有时神情自信，若伴以身体后仰，则更显高傲。这种动作多见于西方。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特别法庭上露面时，尽管只有短短三十分钟，却足以让肢体语言专家通过萨达姆的一举一动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美国亚特兰大心理学专家帕蒂·沃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称，老萨的肢体语言证实他内心已被击溃，尽管表面上他仍在挑衅和反抗。其中便有萨达姆两手指尖架在一起呈尖塔状的动作。这是他最初自信时的表现，并且这是一个拥有权力或曾经拥有权力的男人希望获得主动权和自我控制时的表现。
另外，十指相触呈尖塔状的这个动作，常用于较正式的场合，特别是会议主持人、领导者、教师在主持会议或上课时，用这个动作以示独断或高傲，以起到震慑学生或与会者的作用。
两手相扭且十指交叉，表示无助
手势常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两手相扭、十指交叉的人，往往很无助。
人在无助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很焦急很焦虑的表情和动作。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便是其中一种。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有“手无处可放、有力使不上”的含义。自己空有一身力气，却无法派上用场，或不对路，所以就会做出一种想使劲却使不上的动作来，就会把力气作用于自身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想找出发挥力量的空间。
在无助的时候做这种两手相扭、十指交叉动作的人，往往是性子比较急的人，遇到无助的时候，他们不能冷静地坐下来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表现得十分急躁，不停地踱来踱去，扭扭手，挥挥拳等。他们急于求成，想亲自上阵，所以手往往闲不下来，会不停地动来动去。当然最常做的动作就是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他们的急躁如果在脸上看不出来的话，那么通过手一眼就能看出来。
喜欢两手相扭、十指交叉的人，通常心态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而他们紧张的表现也往往是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他们非常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帮他们一把。当没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时，他们则会越发显得焦躁，双手的动作也会随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我们便可推知此人肯定是需要帮助了。如果我们能够帮上忙的话，不妨去帮他一把。
喜欢拉扯自己头发的人，大都个性鲜明
如果有人与你面对面坐着或站着，时不时地摸一摸头发，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他在引起你对他的发型的注意，其实不然，这种人就是一个人独自在家看电视，他也会每隔三五分钟“检查”头发上是否沾上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喜欢拉扯自己头发的人，大都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爱憎分明，尤其疾恶如仇。倘若公共汽车上有小偷，而乘客都是这种人的话，那个小偷一定会被当场打个半死。
他们一般很善于思考，做事细致，但大多缺乏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对生活的喜悦来源于追求事业的过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不过仔细想来你就会明白，喜欢拼搏和冒险的人，他们是不在乎事情的结局的，他们在事情失败后总是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小动作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个拉扯头发的动作，虽然细小，但却能在危难的时候，让你迅速找到你想求助的人。
坐时常双手抱头者，是领导型的人
这种悠闲的坐姿是半躺而坐，双手抱于脑后，一副怡然自得、处之泰然的样子，通常是领导者的表现。
虽然他们往往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却性格随和，与任何人都相处得来，也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能得到大家的信赖。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对生活也充满朝气，从事任何职业好像都能得心应手，加之他们的毅力也通常较强，往往都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这种人喜欢学习但通常不求甚解，可能他们要求的仅是“学习” 而已。
这类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热情、出手大方。如果让他们去买东西，很多时候他们是凭直觉的喜欢与否。对于钱财，他们从来都是将其看做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以至于他们时常得承受因处理钱财的鲁莽和不慎所带来的苦果，尽管他们挣的钱不少。他们的爱情生活总的来说是较愉快的，虽然时不时地会点缀一些小小的烦恼。这种人的雄辩能力也很强，但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会表现自己，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当时面对的对象。
总而言之，坐着时双手抱头的人，凭借其性情随和、适应能力强的特质，往往能充当领导人物。
用指尖拨弄嘴唇、咬指甲，代表内心不安
我们在与人交谈时会不难发现，有的人喜欢用指尖拨弄嘴唇或者咬指甲，这些都是内心不安的表现。
用食指及拇指的指尖来触摸嘴唇，一面想克服不安，一面可以得到安定。
当不安增加时，光用指头碰嘴唇是不够的，于是就开始咬指甲及手指关节，甚至会把指甲咬成锯齿状。
因此，如果某些人在谈话间频频咬手指、指甲，或用指尖拨弄嘴唇，那就表明此人性格焦躁、易紧张，性格还非常不成熟，极其幼稚。
握手时对方手心出汗，说明其比较兴奋或紧张
握手，作为交际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塑造自身形象的角度而言，是我们必须注重的细节。我们常说“握手能知人情冷暖”，握手能传递重要信息。握手的力量、姿势与时间的长短，往往能够表达出握手对对方的不同礼遇与态度，显露自己的个性，给人留下不同印象，也可通过握手了解对方的个性，从而赢得交际的主动。那些握手时目光和他人直接接触、手掌干燥、坚定有力的人，不仅能让他人对你感觉良好，还将确立对你的初步信任。
一般来说，握手的时候手掌心冒汗的人，大多属于神经质类型，这部分人情绪容易激动，内心不易维持平衡，比较敏感。
握手时，大概没有人愿意去握湿冷的手，因为握这种手会感到很不舒服。手的温度代表一定的心活动力。在人体内，每当发生恐怖或惊吓的事情时，跟自己无关的自律神经意识，会突然活动起来，引起呼吸的紧张、血压与脉搏的变化或汗腺兴奋等状况。
有些女性看起来冷若冰霜，当有男性在握她的手时，发现她的手心在出汗，这是握住她手的男性引起了她的某种兴奋。
另外，有位心理学家曾向警员们建议，采用握手法询问嫌疑犯，也就是在询问嫌疑者的时候，一边握住对方的手，一边提问，如果嫌疑犯的手掌开始很干燥，中途忽然冒出汗来，那么就必定心中有鬼，说不定就是犯人。
所以，如果握手时发现对方的手心有汗，这表明对方的情绪高涨，也可能是内心失衡的象征。
先凝视对方再握手的人，想在心理上占优势
一面同对方握手、一面注视对方面孔的人，在心理上有着较强的优势，是一种不大容易妥协的人。
自信，是这种交际方式的深层心理结构。如果是女性，这种一边握手、一边注视的风格，则表明她有意引起对方注意，以获取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对于公关小姐或其他长期从事接待、交际工作的女性来说，这种握手方式则表示自己能力强、有自主意识。
无力握住对方手的人，性格较脆弱，依赖感强；握手时绵软无力，则表示缺乏坚强的个性，遇事优柔寡断。绵软地与人握手，则表现为一种标准的中国风格 后发制人，遇事让三分；先静后动，以退为进。当然，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较为明确的自我规范。
当外在的人或事物冲击了这种自我规范的界限，他们更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行为，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进行猛烈的反攻，甚至恶狠狠地报复。但是，不能认为他们的主动意识是弱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进攻性的主动行为是弱的，而和平性的主动行为并不弱。这种和平性并不一定表现为热情，因为外化出来的热情，往往是一种主动性的进攻行为。
如果我们用自信和不自信来简单地进行区分的话，则可能将上述情况理解为缺乏自信。过分殷勤地同对方握手，表现出这个人目的性很强，会奉承巴结人。如果用谦卑的神情一再同对方握手，表明这个人怀有某种目的，因为握手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接触，过分看重这种接触，就是弦外有音了。
握手的时候，如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其目的是要使对方在心理上居于下风。
一般情况下，在庄重、严肃的场合宣誓时，必须要右手握拳，举至右侧齐眉高度。有时在演讲或说话时，捏紧拳头，则是向听众表示：“我是有力量的。”但如果是在有矛盾的人面前攥紧拳头，则表示：“我不会怕你要不要尝尝我拳头的滋味？”由此看来，握紧拳头能给人带来力量和安全感。从另一方面来说，总是拳头紧握的人，也可能是内心缺乏安全感。
总是紧握着拳头的人，可能是缺乏安全感，所以防御意识比较强。他们并不是要去攻击别人，可能只是提防别人的攻击。他们做人的信条很可能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除了缺乏安全感以外，经常握着拳头的人，是能够关心体贴别人、富有同情心而又善解人意的，冲动起来便伴有咬指甲的行为。这无疑是一种紧张、恐惧的症状，说明这一类人是缺乏安全感的。
演讲者如果讲话时攥紧拳头，证明这个人很自信、很有感召力；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人发生不愉快时，请把你的拳头藏起来，而不要攥起拳头在对方面前晃动。那样做的结果，势必会引起一场打斗，这是不可取的。同时，总握着拳头，也会很容易让人发现你内心缺乏安全感的弱点。
十指交叉，掩饰内心真实想法
把手合在一起，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手部动作。这种人常见的姿势是十指交叉举在面前，面带微笑地看着对方；或者十指交叉平放在桌面上，这种动作，常见于发言人正处于心平气和或娓娓叙谈的时候。乍一看，似乎采用十指交叉的动作表明很自信，但有时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尼伦伯格和卡莱罗对十指交叉手势研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表示心理不安的手势，表明在掩饰消极态度。
千万不要误认为十指交叉是很自满的意思。事实恰恰相反，将十指交叉，遮住一半面部，一般都是在隐藏自己的感觉。当然，这种动作也有表示对抗情绪的意思，表示对你所说的东西不感兴趣。而如果他忽然把手松开，配合着上身前倾，这说明他想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想离开，却又碍于面子，不好表达。十指交叉有时还表示焦虑、紧张不安的情绪。
一般来说，做出十指交叉手势，手的位置的高低似乎与消极情绪的强弱有关。有的将十指交叉放在膝上，也有的站立时将十指交叉放在腹前。就交往的经验而言，高位十指交叉比中位十指交叉更显得高深莫测。正像所有表示消极情绪的姿势一样，要想让使用这个姿势的人打开紧紧交叉的十指，都需要用某种努力来完成。否则，对方的不安和消极是无法改变的。
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一种挑战姿势
人与人站立的姿势大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两脚平行站立。这种人的叛逆性很强，易忽视对方的存在，大多自负、自大，也因此具有强烈的挑战和攻击意识。
他们很会保护自己，不管遇上何种情况，他们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性格是好打抱不平，因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好斗的血液。站立时有这种举动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几乎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即便遭受很大打击，也能迅速振作起来。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会不时地与非常熟的朋友保持距离，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他们也过分重视自己的利益，往往因此而伤害到集体的利益，因此集体感不强。
双手交叉于胸前也是不少女性的习惯动作，可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这个动作可能会令她们感觉“安全”一些，但同时也会令她们在与人沟通时产生隔阂，并由此阻碍了她们传达自信的信息，给对方留下消极和间接侵犯的印象。它可能使对方认为对他或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兴趣，或者根本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在工作中，他们不会因传统的束缚而畏首畏尾，而且创造力比其他类型的人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这例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敢于发挥自己。
总的来说，这类人是不易接近的。如果他们在谈话时身体微微往一边倾斜，则表明他不喜欢你，你最好找个理由赶紧离开。
说话时双掌摊开，表示诚实可靠
当人们开始说心里话或说实话时，总是喜欢双掌摊开显示给对方。像大多数体态语言一样，这一举止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它都使人感到对方是在讲真话。相反，小孩子在撒谎或隐瞒事实时总喜欢将其手藏在背后；彻夜未归的丈夫不愿对妻子说出他的去处和实情时，常常将手插在衣兜里或两臂相抱将手掌藏起来，而妻子则可从丈夫的这一举动感觉到丈夫在欺瞒她。
由此可见，在与人交谈时你不时地摊开双手，能使你显得诚实可靠。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发现摊开手掌时不仅不易说谎，而且还有助于制止对方说谎，并且鼓励对方坦诚相待。
西方有心理学家断言：“判断一个人是否坦率与真诚，最有效的、最直观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手姿是否双手摊开。”当人们愿意表示完全坦率或真诚时，就摊开双手，说：“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来坦率地告诉你吧。”
因此，在我们与人交谈时，若对方总喜欢摊开双掌，则可判断此人应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十指尖相触呈尖塔状，表示自信
这种姿态就是将双手的指尖架在一起，形成“教堂塔尖”的样子，明确地表示自信，也是表示沾沾自喜、有权威、自负或自豪的姿态。
自信的人与人交谈时很爱摆出这种姿态。它明确显示出一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很有把握。一个著名领袖对他的传记作者或专栏作家解释一个结论，或讲述一个问题时，常常做出双手指尖架在一起的姿态，表明了对他自己所说的绝对自信的态度。有时神情自信，若伴以身体后仰，则更显高傲。这种动作多见于西方。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特别法庭上露面时，尽管只有短短三十分钟，却足以让肢体语言专家通过萨达姆的一举一动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美国亚特兰大心理学专家帕蒂·沃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称，老萨的肢体语言证实他内心已被击溃，尽管表面上他仍在挑衅和反抗。其中便有萨达姆两手指尖架在一起呈尖塔状的动作。这是他最初自信时的表现，并且这是一个拥有权力或曾经拥有权力的男人希望获得主动权和自我控制时的表现。
另外，十指相触呈尖塔状的这个动作，常用于较正式的场合，特别是会议主持人、领导者、教师在主持会议或上课时，用这个动作以示独断或高傲，以起到震慑学生或与会者的作用。
两手相扭且十指交叉，表示无助
手势常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两手相扭、十指交叉的人，往往很无助。
人在无助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很焦急很焦虑的表情和动作。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便是其中一种。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有“手无处可放、有力使不上”的含义。自己空有一身力气，却无法派上用场，或不对路，所以就会做出一种想使劲却使不上的动作来，就会把力气作用于自身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想找出发挥力量的空间。
在无助的时候做这种两手相扭、十指交叉动作的人，往往是性子比较急的人，遇到无助的时候，他们不能冷静地坐下来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表现得十分急躁，不停地踱来踱去，扭扭手，挥挥拳等。他们急于求成，想亲自上阵，所以手往往闲不下来，会不停地动来动去。当然最常做的动作就是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他们的急躁如果在脸上看不出来的话，那么通过手一眼就能看出来。
喜欢两手相扭、十指交叉的人，通常心态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而他们紧张的表现也往往是两手相扭、十指交叉。他们非常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帮他们一把。当没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时，他们则会越发显得焦躁，双手的动作也会随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两手相扭、十指交叉，我们便可推知此人肯定是需要帮助了。如果我们能够帮上忙的话，不妨去帮他一把。
喜欢拉扯自己头发的人，大都个性鲜明
如果有人与你面对面坐着或站着，时不时地摸一摸头发，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他在引起你对他的发型的注意，其实不然，这种人就是一个人独自在家看电视，他也会每隔三五分钟“检查”头发上是否沾上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喜欢拉扯自己头发的人，大都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爱憎分明，尤其疾恶如仇。倘若公共汽车上有小偷，而乘客都是这种人的话，那个小偷一定会被当场打个半死。
他们一般很善于思考，做事细致，但大多缺乏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他们对生活的喜悦来源于追求事业的过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乎，不过仔细想来你就会明白，喜欢拼搏和冒险的人，他们是不在乎事情的结局的，他们在事情失败后总是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小动作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个拉扯头发的动作，虽然细小，但却能在危难的时候，让你迅速找到你想求助的人。
坐时常双手抱头者，是领导型的人
这种悠闲的坐姿是半躺而坐，双手抱于脑后，一副怡然自得、处之泰然的样子，通常是领导者的表现。
虽然他们往往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却性格随和，与任何人都相处得来，也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能得到大家的信赖。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对生活也充满朝气，从事任何职业好像都能得心应手，加之他们的毅力也通常较强，往往都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这种人喜欢学习但通常不求甚解，可能他们要求的仅是“学习” 而已。
这类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热情、出手大方。如果让他们去买东西，很多时候他们是凭直觉的喜欢与否。对于钱财，他们从来都是将其看做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以至于他们时常得承受因处理钱财的鲁莽和不慎所带来的苦果，尽管他们挣的钱不少。他们的爱情生活总的来说是较愉快的，虽然时不时地会点缀一些小小的烦恼。这种人的雄辩能力也很强，但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场合都会表现自己，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当时面对的对象。
总而言之，坐着时双手抱头的人，凭借其性情随和、适应能力强的特质，往往能充当领导人物。
用指尖拨弄嘴唇、咬指甲，代表内心不安
我们在与人交谈时会不难发现，有的人喜欢用指尖拨弄嘴唇或者咬指甲，这些都是内心不安的表现。
用食指及拇指的指尖来触摸嘴唇，一面想克服不安，一面可以得到安定。
当不安增加时，光用指头碰嘴唇是不够的，于是就开始咬指甲及手指关节，甚至会把指甲咬成锯齿状。
因此，如果某些人在谈话间频频咬手指、指甲，或用指尖拨弄嘴唇，那就表明此人性格焦躁、易紧张，性格还非常不成熟，极其幼稚。
握手时对方手心出汗，说明其比较兴奋或紧张
握手，作为交际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塑造自身形象的角度而言，是我们必须注重的细节。我们常说“握手能知人情冷暖”，握手能传递重要信息。握手的力量、姿势与时间的长短，往往能够表达出握手对对方的不同礼遇与态度，显露自己的个性，给人留下不同印象，也可通过握手了解对方的个性，从而赢得交际的主动。那些握手时目光和他人直接接触、手掌干燥、坚定有力的人，不仅能让他人对你感觉良好，还将确立对你的初步信任。
一般来说，握手的时候手掌心冒汗的人，大多属于神经质类型，这部分人情绪容易激动，内心不易维持平衡，比较敏感。
握手时，大概没有人愿意去握湿冷的手，因为握这种手会感到很不舒服。手的温度代表一定的心活动力。在人体内，每当发生恐怖或惊吓的事情时，跟自己无关的自律神经意识，会突然活动起来，引起呼吸的紧张、血压与脉搏的变化或汗腺兴奋等状况。
有些女性看起来冷若冰霜，当有男性在握她的手时，发现她的手心在出汗，这是握住她手的男性引起了她的某种兴奋。
另外，有位心理学家曾向警员们建议，采用握手法询问嫌疑犯，也就是在询问嫌疑者的时候，一边握住对方的手，一边提问，如果嫌疑犯的手掌开始很干燥，中途忽然冒出汗来，那么就必定心中有鬼，说不定就是犯人。
所以，如果握手时发现对方的手心有汗，这表明对方的情绪高涨，也可能是内心失衡的象征。
先凝视对方再握手的人，想在心理上占优势
一面同对方握手、一面注视对方面孔的人，在心理上有着较强的优势，是一种不大容易妥协的人。
自信，是这种交际方式的深层心理结构。如果是女性，这种一边握手、一边注视的风格，则表明她有意引起对方注意，以获取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对于公关小姐或其他长期从事接待、交际工作的女性来说，这种握手方式则表示自己能力强、有自主意识。
无力握住对方手的人，性格较脆弱，依赖感强；握手时绵软无力，则表示缺乏坚强的个性，遇事优柔寡断。绵软地与人握手，则表现为一种标准的中国风格 后发制人，遇事让三分；先静后动，以退为进。当然，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较为明确的自我规范。
当外在的人或事物冲击了这种自我规范的界限，他们更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行为，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进行猛烈的反攻，甚至恶狠狠地报复。但是，不能认为他们的主动意识是弱的，只要看到，他们的进攻性的主动行为是弱的，而和平性的主动行为并不弱。这种和平性并不一定表现为热情，因为外化出来的热情，往往是一种主动性的进攻行为。
如果我们用自信和不自信来简单地进行区分的话，则可能将上述情况理解为缺乏自信。过分殷勤地同对方握手，表现出这个人目的性很强，会奉承巴结人。如果用谦卑的神情一再同对方握手，表明这个人怀有某种目的，因为握手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接触，过分看重这种接触，就是弦外有音了。
握手的时候，如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其目的是要使对方在心理上居于下风。
Tuesday, January 19, 2010
为什么美国的垃圾到了中国就成奢侈品了？
很久以前，我曾经读到过安妮宝贝的一段文字。她买了一盒哈根达斯，用干冰包裹起来，坐在出租车里，小心翼翼的捧着，然后不停的流泪，悲伤的想：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了？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了？剩我独自享用这美丽而昂贵的食物。彼时，我是一个靠家里供钱读书的穷学生，出租车都很少打，更不要说去买哈根达斯那样 " 昂贵而美丽 " 的食物。但我的头盖骨下充满了对于小资生活的仰慕与渴望。于是我觉得这篇东西写的凄美伤感摧人五内，字里行间都有饱含了那个阶层的华丽与绝望。她那如同捧着十世单传的婴儿或人血馒头的姿态深深地印在了我无邪的心灵上。
若许年后，我辗转到了美国，站在食品店的冷藏柜前发呆。原来哈根达斯在这里卖得如此便宜，三块多一大桶，买俩桶的话还有优惠。即使换算成人民币，它也称不上昂贵。既然不昂贵，姿色也就大减。它与一堆杂七杂八的我没有听说过的牌子的冰淇淋推推搡搡的挤在橱窗后面，在我的眼中如同遭遇战乱流过风尘的宫女。而陪我购物的美国友人的一句话粉碎了我这最后的幻想：" 哈根达斯？那是什么东西？我从不吃这个牌子。" 当然，我还是买了两盒促销装的哈根达斯来满足我当年心底隐秘的愿望。平心而论，味道还是不错的。只是，当某些东西变得太容易的时候，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我在这种若有所失的感伤情绪中展开了在美国的生活，逐步接受了一连串的新的打击。比如，有朋友托我买CK的内衣。然后我发现CK在这里大约只相当于班尼路在国内的地位。不，准确地说，GAP才是班尼路，CK的品稍微高那么一点。但也就那么一点。再比如，有朋友托我买倩碧的黄油。倩碧一直以黄油的畅销而引以为豪。果然，在美国畅销的像大宝，便宜的也像大宝。 你看，我们用来作为生活品质的标志的东西，其实都很廉价。
我脆弱的心灵在倍受打击之后终于痛定思痛。于是，我开始在键盘上敲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其实，无关与自我反省或小资批判。我想说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即，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为何这样低？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低。根据今年劳动节时（当然是美国的劳动节， 9月4号）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美国劳动者（注意不是全体国民）的人均年收入是4万美元（没有我想象的高，我本来以为会有10万）。除去极少数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个小时的工资一般在 15块（注意，咱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情况。 MBA或者PHD当然不会是一个小时15块）。那么，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 15*8*7*4=3360块。美国的税打得相当厉害，个人所得税加上社会保险，一般要打掉40%，所以拿到手的只有3360*60%=2016块。当然，如果你给教堂或慈善组织捐钱，是可以得到退税的。那么，把这些技术性问题考虑进来，他最后的收入大约可以在3000块。在北京，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机关，月薪大概也就是3000块，也许还要少，而且，是人民币。那么，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可以维持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来看食物。美国的食品卖得很便宜。我昨天的购物清单，是芒果、苹果、香蕉、生菜、小萝卜、酸奶、麦片、番茄酱、大米，一共是21块美金（肉也很便宜，只是上次买得还没吃光，所以这次的购物单里没有）。假如是 21块人民币，你在北京的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也许只有两个芒果。我询问过很多朋友，单身或者夫妇二人的家庭，一个月的食物支出，包括下馆子，大约也就 200多块。这只占个人月收入的6%左右。而在北京，你去一趟家乐福出来，恐怕就得200多块。
其次看衣服。这一点更让人气愤。同样的牌子，居然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贵，究竟孰富孰贫还真令人困惑。就以CK为例，一件白衬衣，大约 40块就买得到，即使折成人民币，也比国内便宜许多，再同他们的收入相比，真是便宜得没话说。而且彼酋之商场酷爱打折，动辄 40%off，令人惊骇。一个国内来的MM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国内时逛一次街买一次衣服就要1000多块；在美国，除非你买LV或ARMANI这样一线的牌子，否则，若只是CK、 DKNY之流，想一次花掉一千多块还真是不容易。
至于球鞋、化妆品、下馆子、买机票之类，我就懒得再举例。当然他们的房子还是很贵的。大家的花销，基本都用在养车和供房子上。而我们的收入，在我们只有三千块月薪的时候，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于是，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成本那么低？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马恩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的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掳掠之上的。当然，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温情的名字，叫作，全球化。
什么叫做全球化？从弗里德曼到，每个学科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不过这些宛若天书的术语都咱们小老百姓没有多大意义。咱们看到的，只是美帝的人民花了更少的钱过了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兄弟姐妹的血汗付出之上的。还以衣为例。 CK、DKNY之流，全都不是美国生产的。当然也别以为这些都是"MADE IN CHINA"。服装领域，中国的竞争对手多着呢。 CK是香港造的。DKNY很多来自菲律宾。内衣，如JOCKEY，是拉美的撮尔小国如洪都拉斯之类生产。中国制造的，当然也相当多，而且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便宜。一些小有名气的牌子，除了MADE IN CHINA，你还会发现大批的MADE IN VIANAM或者 MADE IN INDIA或者MADE IN TAILAND；但一些乱七八糟的价格较低的大众成衣，基本都是我方出品了。谁叫我们人多呢？谁叫我们的人工费比这些国家更经济呢？这大约也是美国政府死咬着纺织品贸易协定跟我们过不去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不是说美国人就不造衣服。当我克制不住自己残留的爱慕虚荣的小资遗毒在纽约第五大道东跑西逛上窜下跳的时候，还真发现了标有" MADE IN USA"标签的衣服BUBBERY。一件衬衣200多美金，大约是同档次品牌但产自发展中国家的衬衣的三到四倍。这样的衣服当然也是有人买的，但已远非普通美国百姓所能接受。甚至于，当我询问一位明显属于高薪阶层的公司CEO是否对这样的衣服有偏好时，他吃惊的说，"Do YOU THINK I'M CRAZY?"
美国物价 VS 中国物价
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我都住过，我都呆过，我都挣过钱，我都花过钱。咱不拿比率说事，就说在中国月入八千，在美国也月入八千，拿物价做一个比较。
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0000 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
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0000 元，相当于十年多的工资。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 元上下。
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 元上下。
在美国租一套三居室，1000 元上下。
在中国租一套三居室，2000 元上下。
在美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4 元。
在中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20 元。
在美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500 块差不多了。
在中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 块还不够。
在美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顶死了1500。
在中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怎么也要 30000。
在美国买斤瘦猪肉，三元。
在中国买斤瘦猪肉，十五元。
在美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十元。
在中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百元。
在美国买一盒哈根达斯，三块！
在中国买一盒哈根达斯，六十！
在美国 Holiday Inn(四星宾馆)， 七、八十块。
在中国 Holiday Inn， 七、八百块。
在美国加满一箱汽油，三十块足够。
在中国加满一箱汽油，三百块也足够。
在美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50 万。
在中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500 万。
在美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0 元。
在中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40 元。
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500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块！
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0！
在美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元。
在中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0元。
最被中国人误读的33个消费符号
Backpackers 背包旅行
背包旅行变成一种时尚，有人把它当成了炫耀的资本，更奇怪的是，在国外背包客都是穷人，参加旅行团的是有钱人；在中国则正好相反。
Bohemia 波希米亚风
人们常常把"一切看上去疯疯癫癫的打扮"称为波希米亚风。在中国，波希米亚这个概念被无限放大，就连房地产商都在叫卖"波希米亚建筑风格"，令人汗颜。
Bordeaux 法国葡萄酒（波尔多）
在国外，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葡萄酒的刺激，而大多数的人只能喝啤酒。在国内，有着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葡萄洒的雍容华贵。
Broadway 百老汇
因其情节极其简单，场面极其华丽，表演非常夸张，假唱无所不在，在纽约或伦敦取得成功后，便开始全球走穴，大赚其钱，这一点又和《同一首歌》何其相像。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
以贩卖纪念品为生的切·格瓦拉和那个理想主义的战斗者切·格瓦拉未必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流行旗帜，后者是精神导师。
Chivas 芝华士
在国外，威士忌被认为是一种老头子酒，很难想象，会有大学生的毕业派对选择威士忌。
Christmas、Valentine"s day 圣诞节，情人节
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是圣洁？信仰？欢乐？家庭？爱？毫无疑问，首先是消费。
Cigar 雪茄：是享受，不是做秀
这些中国人眼里的奢侈品，不过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创汇产品罢了。
Credit card 信用卡
中国人支付着全世界最高的信用卡贷款利息（年利率高达18%），却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来临。
中国人更热衷于消费文凭 EMBA
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更热衷于消费文凭，这背后包含着中国几千年来对教育的热爱，对学而优则仕的推崇。
Evian 依云水(一种产自法国的矿泉水,中国是50元一瓶.新加坡6-7新币一瓶)
当被问道"喝点什么"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淡淡地说一句："我只要依云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Golf 高尔夫
高尔夫既不是贵族运动，也不是平民运动，它是一种健康运动，是一种礼仪，一种素质和一种审美、生活准则。
Haagen-Dazs 哈根达斯
中国被当成奢侈品的哈根达斯在其发源地美国是个极普通的品牌，就如同和路雪之于中国，主要在超市和自动售货机售卖，很少有专门店。
IKEA 宜家
以其DIY的设计风格及昂贵的售价，一时成为小资理想的高端家居品牌。而美国人的评论是"cheap IKEA"，他们买家具就像买衣服，好看就买，买来就用，腻了就换。
Lisa Ono 小野丽莎
她不是爵士女伶中最大牌的，但无疑是最具群众基础的，她是小众爵士圈里的"大众歌手"，是一道献给大众的"心灵鸡汤"。
Marketplace 大卖场
便宜、甩卖、方便、快捷，大卖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了，但实际上我们感受到了吗？
NM 纳米
纳米是高科技，你不懂科学，就只能相信科学的无所不能。
Olympics 奥运
奥运精神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现在，已经被叫卖声淹没了。
无处不在的Paris 巴黎
巴黎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艺术，是享受生活，是阳光普照的下午，是优雅的生活模板，其实在我们这里，依然是消费。
Pasta 意粉
意粉于西方人之意义，如同方便面之于东方人。
Resort 度假酒店
一个入住了三亚希尔顿酒店的人，第一感觉是"奢华到令人窒息"，而不是度假酒店应有的"轻松和舒适"。
Sex Toy 情趣玩具
情趣玩具是十恶不赦、放荡与色情的淫具吗？在西方，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否在用它，有时有人反而会因此认为你是个很注重品质的人。
中国人崇尚Skyscraper 摩天大楼
中国人崇尚摩天大楼，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感觉到，摩天大楼并不经济。
Snooker 斯诺克
在英国，斯诺克是一项需要西装革履打领结的绅士运动，但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光着膀子在街边打台球。斯诺克的中国特色。
SPA
中国大街小巷里的SPA已经没有等级之分了，云南悦榕庄酒店里的高级水疗被称作SPA，巷子口五金店旁边的美容院也挂个"SPA"的牌子。好像只要躺在漂着花瓣的木制澡盆里，谁都成了杨贵妃。
SOHO
全称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指小型家庭办公室，也指在家里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
Starbucks 星巴客：卖咖啡到卖情调
星巴客在美国是很物美价廉的大众饮料，算是咖啡中的快餐，但移民到了中国，却成了时尚、优雅情调的元素之一。
Surburbs 郊区生活
家在郊区的好处是，新鲜空气，远离喧闹，但是想在中国过郊区生活，还请做好以下准备：交通、购物，医疗设施等。
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
中国的企业家们也不厌其烦地提起《世界是平的》，何以一本书会受到如此多商界领袖人物的推荐和欣赏？"因为他说出了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不能或不便说出的'心里话'。
USA美国
百威啤酒在美国的宣传一直是将百威作为美国男性工人创造的英雄产品，将产品与美国工人的形象及美国传统美德统一在一起。但是在中国，百威是都市泡吧族的最爱，他们大多刚刚从格子间里出来，连西装都来不及换。
Vitamin 维生素
美国人热衷的维E，500粒一瓶价格不到10美元，算下来一天只要人民币1角6分钱，便宜得像白送。虽然国内药房里也有几十元一瓶的维生素，但人们推崇的始终是平均每瓶在300元以上的国外品牌
Whiskey in Green Tea 威士忌兑绿茶
苏格兰人发明了威士忌，中国人发明了威士忌兑绿茶。一位苏格兰记者报道说："威士忌酒商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酒会被人这么饮用。"
Yoga 瑜珈
70%的印度人练瑜珈，却很少人去瑜珈馆，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以为可以用钱来消费健康追随时尚.
若许年后，我辗转到了美国，站在食品店的冷藏柜前发呆。原来哈根达斯在这里卖得如此便宜，三块多一大桶，买俩桶的话还有优惠。即使换算成人民币，它也称不上昂贵。既然不昂贵，姿色也就大减。它与一堆杂七杂八的我没有听说过的牌子的冰淇淋推推搡搡的挤在橱窗后面，在我的眼中如同遭遇战乱流过风尘的宫女。而陪我购物的美国友人的一句话粉碎了我这最后的幻想：" 哈根达斯？那是什么东西？我从不吃这个牌子。" 当然，我还是买了两盒促销装的哈根达斯来满足我当年心底隐秘的愿望。平心而论，味道还是不错的。只是，当某些东西变得太容易的时候，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我在这种若有所失的感伤情绪中展开了在美国的生活，逐步接受了一连串的新的打击。比如，有朋友托我买CK的内衣。然后我发现CK在这里大约只相当于班尼路在国内的地位。不，准确地说，GAP才是班尼路，CK的品稍微高那么一点。但也就那么一点。再比如，有朋友托我买倩碧的黄油。倩碧一直以黄油的畅销而引以为豪。果然，在美国畅销的像大宝，便宜的也像大宝。 你看，我们用来作为生活品质的标志的东西，其实都很廉价。
我脆弱的心灵在倍受打击之后终于痛定思痛。于是，我开始在键盘上敲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其实，无关与自我反省或小资批判。我想说的，是一个经济问题，即，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为何这样低？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低。根据今年劳动节时（当然是美国的劳动节， 9月4号）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美国劳动者（注意不是全体国民）的人均年收入是4万美元（没有我想象的高，我本来以为会有10万）。除去极少数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个小时的工资一般在 15块（注意，咱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情况。 MBA或者PHD当然不会是一个小时15块）。那么，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 15*8*7*4=3360块。美国的税打得相当厉害，个人所得税加上社会保险，一般要打掉40%，所以拿到手的只有3360*60%=2016块。当然，如果你给教堂或慈善组织捐钱，是可以得到退税的。那么，把这些技术性问题考虑进来，他最后的收入大约可以在3000块。在北京，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无论在公司还是在机关，月薪大概也就是3000块，也许还要少，而且，是人民币。那么，同样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国家，可以维持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来看食物。美国的食品卖得很便宜。我昨天的购物清单，是芒果、苹果、香蕉、生菜、小萝卜、酸奶、麦片、番茄酱、大米，一共是21块美金（肉也很便宜，只是上次买得还没吃光，所以这次的购物单里没有）。假如是 21块人民币，你在北京的超市里可以买到什么？也许只有两个芒果。我询问过很多朋友，单身或者夫妇二人的家庭，一个月的食物支出，包括下馆子，大约也就 200多块。这只占个人月收入的6%左右。而在北京，你去一趟家乐福出来，恐怕就得200多块。
其次看衣服。这一点更让人气愤。同样的牌子，居然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贵，究竟孰富孰贫还真令人困惑。就以CK为例，一件白衬衣，大约 40块就买得到，即使折成人民币，也比国内便宜许多，再同他们的收入相比，真是便宜得没话说。而且彼酋之商场酷爱打折，动辄 40%off，令人惊骇。一个国内来的MM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在国内时逛一次街买一次衣服就要1000多块；在美国，除非你买LV或ARMANI这样一线的牌子，否则，若只是CK、 DKNY之流，想一次花掉一千多块还真是不容易。
至于球鞋、化妆品、下馆子、买机票之类，我就懒得再举例。当然他们的房子还是很贵的。大家的花销，基本都用在养车和供房子上。而我们的收入，在我们只有三千块月薪的时候，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于是，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成本那么低？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马恩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的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掳掠之上的。当然，现在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温情的名字，叫作，全球化。
什么叫做全球化？从弗里德曼到，每个学科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不过这些宛若天书的术语都咱们小老百姓没有多大意义。咱们看到的，只是美帝的人民花了更少的钱过了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兄弟姐妹的血汗付出之上的。还以衣为例。 CK、DKNY之流，全都不是美国生产的。当然也别以为这些都是"MADE IN CHINA"。服装领域，中国的竞争对手多着呢。 CK是香港造的。DKNY很多来自菲律宾。内衣，如JOCKEY，是拉美的撮尔小国如洪都拉斯之类生产。中国制造的，当然也相当多，而且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便宜。一些小有名气的牌子，除了MADE IN CHINA，你还会发现大批的MADE IN VIANAM或者 MADE IN INDIA或者MADE IN TAILAND；但一些乱七八糟的价格较低的大众成衣，基本都是我方出品了。谁叫我们人多呢？谁叫我们的人工费比这些国家更经济呢？这大约也是美国政府死咬着纺织品贸易协定跟我们过不去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不是说美国人就不造衣服。当我克制不住自己残留的爱慕虚荣的小资遗毒在纽约第五大道东跑西逛上窜下跳的时候，还真发现了标有" MADE IN USA"标签的衣服BUBBERY。一件衬衣200多美金，大约是同档次品牌但产自发展中国家的衬衣的三到四倍。这样的衣服当然也是有人买的，但已远非普通美国百姓所能接受。甚至于，当我询问一位明显属于高薪阶层的公司CEO是否对这样的衣服有偏好时，他吃惊的说，"Do YOU THINK I'M CRAZY?"
美国物价 VS 中国物价
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我都住过，我都呆过，我都挣过钱，我都花过钱。咱不拿比率说事，就说在中国月入八千，在美国也月入八千，拿物价做一个比较。
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0000 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
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0000 元，相当于十年多的工资。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 元上下。
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 元上下。
在美国租一套三居室，1000 元上下。
在中国租一套三居室，2000 元上下。
在美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4 元。
在中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20 元。
在美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500 块差不多了。
在中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 块还不够。
在美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顶死了1500。
在中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怎么也要 30000。
在美国买斤瘦猪肉，三元。
在中国买斤瘦猪肉，十五元。
在美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十元。
在中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百元。
在美国买一盒哈根达斯，三块！
在中国买一盒哈根达斯，六十！
在美国 Holiday Inn(四星宾馆)， 七、八十块。
在中国 Holiday Inn， 七、八百块。
在美国加满一箱汽油，三十块足够。
在中国加满一箱汽油，三百块也足够。
在美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50 万。
在中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500 万。
在美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0 元。
在中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40 元。
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500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块！
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0！
在美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元。
在中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0元。
最被中国人误读的33个消费符号
Backpackers 背包旅行
背包旅行变成一种时尚，有人把它当成了炫耀的资本，更奇怪的是，在国外背包客都是穷人，参加旅行团的是有钱人；在中国则正好相反。
Bohemia 波希米亚风
人们常常把"一切看上去疯疯癫癫的打扮"称为波希米亚风。在中国，波希米亚这个概念被无限放大，就连房地产商都在叫卖"波希米亚建筑风格"，令人汗颜。
Bordeaux 法国葡萄酒（波尔多）
在国外，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葡萄酒的刺激，而大多数的人只能喝啤酒。在国内，有着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葡萄洒的雍容华贵。
Broadway 百老汇
因其情节极其简单，场面极其华丽，表演非常夸张，假唱无所不在，在纽约或伦敦取得成功后，便开始全球走穴，大赚其钱，这一点又和《同一首歌》何其相像。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
以贩卖纪念品为生的切·格瓦拉和那个理想主义的战斗者切·格瓦拉未必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流行旗帜，后者是精神导师。
Chivas 芝华士
在国外，威士忌被认为是一种老头子酒，很难想象，会有大学生的毕业派对选择威士忌。
Christmas、Valentine"s day 圣诞节，情人节
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是圣洁？信仰？欢乐？家庭？爱？毫无疑问，首先是消费。
Cigar 雪茄：是享受，不是做秀
这些中国人眼里的奢侈品，不过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创汇产品罢了。
Credit card 信用卡
中国人支付着全世界最高的信用卡贷款利息（年利率高达18%），却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来临。
中国人更热衷于消费文凭 EMBA
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更热衷于消费文凭，这背后包含着中国几千年来对教育的热爱，对学而优则仕的推崇。
Evian 依云水(一种产自法国的矿泉水,中国是50元一瓶.新加坡6-7新币一瓶)
当被问道"喝点什么"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淡淡地说一句："我只要依云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Golf 高尔夫
高尔夫既不是贵族运动，也不是平民运动，它是一种健康运动，是一种礼仪，一种素质和一种审美、生活准则。
Haagen-Dazs 哈根达斯
中国被当成奢侈品的哈根达斯在其发源地美国是个极普通的品牌，就如同和路雪之于中国，主要在超市和自动售货机售卖，很少有专门店。
IKEA 宜家
以其DIY的设计风格及昂贵的售价，一时成为小资理想的高端家居品牌。而美国人的评论是"cheap IKEA"，他们买家具就像买衣服，好看就买，买来就用，腻了就换。
Lisa Ono 小野丽莎
她不是爵士女伶中最大牌的，但无疑是最具群众基础的，她是小众爵士圈里的"大众歌手"，是一道献给大众的"心灵鸡汤"。
Marketplace 大卖场
便宜、甩卖、方便、快捷，大卖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了，但实际上我们感受到了吗？
NM 纳米
纳米是高科技，你不懂科学，就只能相信科学的无所不能。
Olympics 奥运
奥运精神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现在，已经被叫卖声淹没了。
无处不在的Paris 巴黎
巴黎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艺术，是享受生活，是阳光普照的下午，是优雅的生活模板，其实在我们这里，依然是消费。
Pasta 意粉
意粉于西方人之意义，如同方便面之于东方人。
Resort 度假酒店
一个入住了三亚希尔顿酒店的人，第一感觉是"奢华到令人窒息"，而不是度假酒店应有的"轻松和舒适"。
Sex Toy 情趣玩具
情趣玩具是十恶不赦、放荡与色情的淫具吗？在西方，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否在用它，有时有人反而会因此认为你是个很注重品质的人。
中国人崇尚Skyscraper 摩天大楼
中国人崇尚摩天大楼，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子问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感觉到，摩天大楼并不经济。
Snooker 斯诺克
在英国，斯诺克是一项需要西装革履打领结的绅士运动，但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光着膀子在街边打台球。斯诺克的中国特色。
SPA
中国大街小巷里的SPA已经没有等级之分了，云南悦榕庄酒店里的高级水疗被称作SPA，巷子口五金店旁边的美容院也挂个"SPA"的牌子。好像只要躺在漂着花瓣的木制澡盆里，谁都成了杨贵妃。
SOHO
全称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指小型家庭办公室，也指在家里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
Starbucks 星巴客：卖咖啡到卖情调
星巴客在美国是很物美价廉的大众饮料，算是咖啡中的快餐，但移民到了中国，却成了时尚、优雅情调的元素之一。
Surburbs 郊区生活
家在郊区的好处是，新鲜空气，远离喧闹，但是想在中国过郊区生活，还请做好以下准备：交通、购物，医疗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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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们也不厌其烦地提起《世界是平的》，何以一本书会受到如此多商界领袖人物的推荐和欣赏？"因为他说出了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不能或不便说出的'心里话'。
USA美国
百威啤酒在美国的宣传一直是将百威作为美国男性工人创造的英雄产品，将产品与美国工人的形象及美国传统美德统一在一起。但是在中国，百威是都市泡吧族的最爱，他们大多刚刚从格子间里出来，连西装都来不及换。
Vitamin 维生素
美国人热衷的维E，500粒一瓶价格不到10美元，算下来一天只要人民币1角6分钱，便宜得像白送。虽然国内药房里也有几十元一瓶的维生素，但人们推崇的始终是平均每瓶在300元以上的国外品牌
Whiskey in Green Tea 威士忌兑绿茶
苏格兰人发明了威士忌，中国人发明了威士忌兑绿茶。一位苏格兰记者报道说："威士忌酒商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酒会被人这么饮用。"
Yoga 瑜珈
70%的印度人练瑜珈，却很少人去瑜珈馆，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以为可以用钱来消费健康追随时尚.
香港地铁让北京地铁变成白痴
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优先，还是应该为少数人服务优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地铁在换乘这个细节上的一个简单设计，反衬出内地地铁，尤其是北京地铁的白痴。
别说香港的硬件先进，现在内地的硬件后来居上，但是每次到香港都会发现一些我们没有重视的人性化软件设计。为节省交通费，从来不坐190元的穗港直通火车，而是从罗湖步行过香港再换乘东铁轻轨和地铁（这个方法每次可节省80元）。无论是在旺角换乘过海的荃湾地铁线，还是在金钟站换乘去铜锣湾的柴湾线，都是下车对面就是你要换乘的另外一条线。而不是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那么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哪里去了呢？对不起，被放到了地下或者楼上。这个小小的不同，充分反映出了香港地铁的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的人性化设计。
因为你想想，在地铁枢纽站下车的人中，是换乘另一条线的人多，还是做错了车要改坐回本线路的反方向的人多呢？当然是换乘的人多了！那就把最近的对面轨道让给大多数人要使用的另一条线路吧。因为同层有不同的线路，香港地铁聪明的只标地铁目的地（如：地铁调景岭线、荃湾线），不为地铁编号。因为你编了号，还是要告诉别人几号线是去哪儿的，等于多了一道问题。
反观我们内地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地铁站，都是把最近的对面轨道给反方向列车，而大多数乘客，管你带了多重的行李，要换线路？对不起，挤在一起爬楼梯吧！人多，路长。最离谱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换乘站，中间的通道距离比一站公车路还远。如果你要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换地铁线上，就得火急火燎地赶，怪不得刘翔这跑赛冠军会产生在上海。真要感谢这些公共设施设计者。
北京的东直门换乘站的设计也是为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而且那些老地铁站的台阶路始终没有改造。其实没有电梯也不要紧，只要在台阶靠墙的边上用水泥填出一条斜坡，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让拖行李的人省去很多力气。
对比香港的人性化设计，内地最白痴的地铁站设计要数我们伟大首都的这个最门面儿的地方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人性化，人家知道旅客从火车上挤了一身臭汗跑出来，才专门给你们设计了这个“带桑拿沐浴功能”的地铁售票厅。真不明白这售票的事儿，猴儿急猴儿急的要在外面完成才准许下地下是为了什么？怎么就不能到淋不着晒不到的地下去完成？难道怕坐火车的人没有坐飞机的人素质高？个个都成心想逃票？谁都知道北京的地铁票2块钱通天下，为了那2块钱逃票值吗！真是太小瞧全国人民了！拖着沉重的行李在瓢泼大雨中排出的队伍很长，因为售票员很慢，反正他们在房子里淋不到。建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铁也学香港把换乘的另一条线放到对面轨道的时候，你也许会说：老线路已经用很久了，不好改，新线路走地下理所当然。可你知道吗？香港的地铁也不是同时建好的，也是一条一条增加的。
新的地铁线路建好了，对老线路进行调整，在香港人眼里天经地义。哪怕是让对面的列车与新线路调换地道这样的麻烦事，只要是能让乘客省力、方便，香港的地铁方面都会努力去做。这就是以人为本。
相对北京无电梯的地铁连在台阶边加一条坡道这样并不麻烦的事都没有去做，对应的是：香港地铁不断优化调整却是在多家公司的协商下完成的。因为香港的多条地铁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可以想象调整之难。
与香港相比，我们内地的城市地铁都是属于同一家公司，按人性化的需求，让大多数人方便，在内部进行调整应该不是难事，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别说香港的硬件先进，现在内地的硬件后来居上，但是每次到香港都会发现一些我们没有重视的人性化软件设计。为节省交通费，从来不坐190元的穗港直通火车，而是从罗湖步行过香港再换乘东铁轻轨和地铁（这个方法每次可节省80元）。无论是在旺角换乘过海的荃湾地铁线，还是在金钟站换乘去铜锣湾的柴湾线，都是下车对面就是你要换乘的另外一条线。而不是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那么本条线的反方向线路哪里去了呢？对不起，被放到了地下或者楼上。这个小小的不同，充分反映出了香港地铁的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的人性化设计。
因为你想想，在地铁枢纽站下车的人中，是换乘另一条线的人多，还是做错了车要改坐回本线路的反方向的人多呢？当然是换乘的人多了！那就把最近的对面轨道让给大多数人要使用的另一条线路吧。因为同层有不同的线路，香港地铁聪明的只标地铁目的地（如：地铁调景岭线、荃湾线），不为地铁编号。因为你编了号，还是要告诉别人几号线是去哪儿的，等于多了一道问题。
反观我们内地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地铁站，都是把最近的对面轨道给反方向列车，而大多数乘客，管你带了多重的行李，要换线路？对不起，挤在一起爬楼梯吧！人多，路长。最离谱的上海人民广场地铁换乘站，中间的通道距离比一站公车路还远。如果你要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换地铁线上，就得火急火燎地赶，怪不得刘翔这跑赛冠军会产生在上海。真要感谢这些公共设施设计者。
北京的东直门换乘站的设计也是为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而且那些老地铁站的台阶路始终没有改造。其实没有电梯也不要紧，只要在台阶靠墙的边上用水泥填出一条斜坡，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让拖行李的人省去很多力气。
对比香港的人性化设计，内地最白痴的地铁站设计要数我们伟大首都的这个最门面儿的地方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人性化，人家知道旅客从火车上挤了一身臭汗跑出来，才专门给你们设计了这个“带桑拿沐浴功能”的地铁售票厅。真不明白这售票的事儿，猴儿急猴儿急的要在外面完成才准许下地下是为了什么？怎么就不能到淋不着晒不到的地下去完成？难道怕坐火车的人没有坐飞机的人素质高？个个都成心想逃票？谁都知道北京的地铁票2块钱通天下，为了那2块钱逃票值吗！真是太小瞧全国人民了！拖着沉重的行李在瓢泼大雨中排出的队伍很长，因为售票员很慢，反正他们在房子里淋不到。建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铁也学香港把换乘的另一条线放到对面轨道的时候，你也许会说：老线路已经用很久了，不好改，新线路走地下理所当然。可你知道吗？香港的地铁也不是同时建好的，也是一条一条增加的。
新的地铁线路建好了，对老线路进行调整，在香港人眼里天经地义。哪怕是让对面的列车与新线路调换地道这样的麻烦事，只要是能让乘客省力、方便，香港的地铁方面都会努力去做。这就是以人为本。
相对北京无电梯的地铁连在台阶边加一条坡道这样并不麻烦的事都没有去做，对应的是：香港地铁不断优化调整却是在多家公司的协商下完成的。因为香港的多条地铁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可以想象调整之难。
与香港相比，我们内地的城市地铁都是属于同一家公司，按人性化的需求，让大多数人方便，在内部进行调整应该不是难事，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Monday, January 18, 2010
房价热炒涨幅惊人 买房者:北京人被"赶出"北京
中新网1月19日电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年收入300-1000万之间─二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30-100万之间─四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8-15万之间─六环外的房子爱买哪里儿买哪里儿；年收入3万以下─自己刨个坑爱埋哪里儿埋哪里儿！”这是北京市民黄先生在MSN上挂了很久的个人签名。从去年初打算给自己添置一套住房，直到今年开年，这个愿望仍未实现。
房屋热炒 数月翻番
黄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初就开始看房子。一开始是三环外，价位在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也有几处看好的，结果说回去考虑考虑，谁想到这一考虑就涨到1万元以上了。”他说著夸张的一摊手。于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房子渐寻渐远。现在，他已经“五环内不考虑”了，心理价位也从1万元一平方米以内调整到1.5万元一平方米以内。
相较而言，如今入住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处二手房内的江小姐运气比黄先生好得多。她仍觉得当初买房的经过“惊险”。当时这处房子她看中时标价每平方米8000至9000元，第二次来看，房主已涨价到每平方米1.2万元。涨价速度之快令她目瞪口呆。于是她不敢怠慢，立刻拍板成交。“结果还没办完手续，房价就涨到1.5万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看着自己的房子标价从1.5万涨到1.7万，之后直冲2 万元大关。如今，这套当初花了50余万买下的42平方米房子，市值已达到近100万，几乎翻了一倍。
郝洪在一家网站做编辑，他用“疯狂”形容去年的楼市。“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十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关注，十一、十二月就完全放弃了。”他告诉记者，曾看中一套售价65万的50平方米房子。上午交了5000元的订金，下午就被人以70万的价格买走，订金退回。“还有一次更夸张。那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套房子，叫我去看。我立刻打车过去，半路上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不用去了，房子已经卖掉了。”郝洪大摇其头。
一手市场也同样疯狂。郝洪去年“十一”看过一处楼盘，十月中下旬开盘时售价每平方米1.2万元。可是开发商开出条件：要买就先要到其指定的银行存5万元现金，然后凭条排号的条件。结果开售套数600多的楼盘，排出了二三千个号，说明“完全是恐慌性的抢购。”
投资比例占近五成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松地根、松银根的政策，刺激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北京频现的地王直接拉高房价，也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而受优惠到期的影响，年底楼市更出现抢搭末班车加速购房的现象。此外，投资客重返和避险资金的大量流入，也推高房市成交活跃度，拉升整体房价走高。
郝洪直指“北京的楼市里，投资性购房起码在45%以上。”也有媒体指出，这个比例高达62%。他“细说”自己专门购房作投资朋友的“运作模式”：用已有的房子做贷款抵押再买另一套房。把新买来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抵掉月供贷款。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买房、租房。“他们每次都会挑大户型和最好的朝向、楼层，然后把房子隔成好几间租出去。每套的租金一个月就能入账7000至8000元。”江小姐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买房者，以每平方米1.3万元买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待所有入住手续都置办齐全，房价已涨到1.6万元一平方米，他随即转手卖掉净赚30多万。
投资客大行其道，真正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却买不到房。前述的黄先生现仍与父母同住，结婚虽被提上日程，却因为房子事而一推再推。他现在正在申请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北京人正在一步步被赶出北京城。”黄先生无奈的说。自己每月3000元的收入，意味著，即使不吃不喝四个月，也不够买五环内一平方米的商品房。(记者 吴昊辰)
房屋热炒 数月翻番
黄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初就开始看房子。一开始是三环外，价位在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也有几处看好的，结果说回去考虑考虑，谁想到这一考虑就涨到1万元以上了。”他说著夸张的一摊手。于是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房子渐寻渐远。现在，他已经“五环内不考虑”了，心理价位也从1万元一平方米以内调整到1.5万元一平方米以内。
相较而言，如今入住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处二手房内的江小姐运气比黄先生好得多。她仍觉得当初买房的经过“惊险”。当时这处房子她看中时标价每平方米8000至9000元，第二次来看，房主已涨价到每平方米1.2万元。涨价速度之快令她目瞪口呆。于是她不敢怠慢，立刻拍板成交。“结果还没办完手续，房价就涨到1.5万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看着自己的房子标价从1.5万涨到1.7万，之后直冲2 万元大关。如今，这套当初花了50余万买下的42平方米房子，市值已达到近100万，几乎翻了一倍。
郝洪在一家网站做编辑，他用“疯狂”形容去年的楼市。“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十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关注，十一、十二月就完全放弃了。”他告诉记者，曾看中一套售价65万的50平方米房子。上午交了5000元的订金，下午就被人以70万的价格买走，订金退回。“还有一次更夸张。那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套房子，叫我去看。我立刻打车过去，半路上他又来电话告诉我不用去了，房子已经卖掉了。”郝洪大摇其头。
一手市场也同样疯狂。郝洪去年“十一”看过一处楼盘，十月中下旬开盘时售价每平方米1.2万元。可是开发商开出条件：要买就先要到其指定的银行存5万元现金，然后凭条排号的条件。结果开售套数600多的楼盘，排出了二三千个号，说明“完全是恐慌性的抢购。”
投资比例占近五成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松地根、松银根的政策，刺激开发商的投资热情；北京频现的地王直接拉高房价，也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而受优惠到期的影响，年底楼市更出现抢搭末班车加速购房的现象。此外，投资客重返和避险资金的大量流入，也推高房市成交活跃度，拉升整体房价走高。
郝洪直指“北京的楼市里，投资性购房起码在45%以上。”也有媒体指出，这个比例高达62%。他“细说”自己专门购房作投资朋友的“运作模式”：用已有的房子做贷款抵押再买另一套房。把新买来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抵掉月供贷款。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买房、租房。“他们每次都会挑大户型和最好的朝向、楼层，然后把房子隔成好几间租出去。每套的租金一个月就能入账7000至8000元。”江小姐也曾亲眼目睹一位买房者，以每平方米1.3万元买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待所有入住手续都置办齐全，房价已涨到1.6万元一平方米，他随即转手卖掉净赚30多万。
投资客大行其道，真正有刚性需求的购房者却买不到房。前述的黄先生现仍与父母同住，结婚虽被提上日程，却因为房子事而一推再推。他现在正在申请五环外的经济适用房。“北京人正在一步步被赶出北京城。”黄先生无奈的说。自己每月3000元的收入，意味著，即使不吃不喝四个月，也不够买五环内一平方米的商品房。(记者 吴昊辰)
Sunday, January 17, 2010
美国《新闻周刊》： 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美国《新闻周刊》1月25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题：跟中国作对，没有任何机会 过去30年，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这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率被夸大；一场大危机迫在眉睫；国家的控制将逐渐减弱；全球媒体的影响将一步步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西方人预测中国之所以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但除非我们试着着眼于中国自身来认识它，否则对中国的看法将一错再错。
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在及将来。在西方，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换的最典型表达。但中国政府让世人看到，互联网可以被有效监控。谷歌欲 “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抱负，与中国统治者怀有的控制之必要和责任的古老观念相抵触。这场战役只有一个赢家：中国。谷歌要么接受中国监管，要么退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权力平衡在向中国转移。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占据美国市场大份额曾是角逐全球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角色将越来越由中国市场充当，只是中国的分量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其政府所享有的全球权威也快速上升。
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种种预言预测其终结，但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中国的现代性将不会像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结果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国家重新变得流行,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家价值及国家观到家庭和子女抚养)将越来越有影响力。谷歌的命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征兆，我们越早认识到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的本质，也就越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谷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在及将来。在西方，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换的最典型表达。但中国政府让世人看到，互联网可以被有效监控。谷歌欲 “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抱负，与中国统治者怀有的控制之必要和责任的古老观念相抵触。这场战役只有一个赢家：中国。谷歌要么接受中国监管，要么退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权力平衡在向中国转移。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占据美国市场大份额曾是角逐全球的前提条件，而这个角色将越来越由中国市场充当，只是中国的分量要大得多，因为它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其政府所享有的全球权威也快速上升。
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种种预言预测其终结，但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中国的现代性将不会像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结果已经在发展中世界出现：国家重新变得流行,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家价值及国家观到家庭和子女抚养)将越来越有影响力。谷歌的命运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征兆，我们越早认识到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的本质，也就越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
史上最经典网贴 道尽中国百姓的辛酸
编者按：最近，一篇经典的网络回贴被相继转用。该贴不仅概括了当前中国的各种阴暗时政，同时也道出了网民的辛酸。全文如下：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看贴就看贴,总是抱怨什么呢？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你为党说话还是为P民说话?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再敢吵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要么，请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向你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你们这帮子人都不和谐！看贴就看贴,总是抱怨什么呢？你哪个单位的?暂住证呢？你为党说话还是为P民说话?政府正在打一盘很大的麻将,观棋不语真君子你们懂吗？老爷们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老爷们嫖宿幼女关你什么事？滚回家继续还你的房贷喝你的三鹿奶粉吧!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去被钓鱼、可以去70码、可以去躲猫猫、可以去俯卧撑、可以去开胸、可以去被跳楼、可以去铊中毒，实在无聊还可以打酱油，那么多事情可做你非要来回帖，简直就像孙东东教授说的那样，99%都是精神病！这里遍地都是黑社会，就你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好人：人家都被夺冠了，你怎么被跨省追捕了？人家被抓了都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怎么没事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了？人家29岁靠假论文毕业都能当市长，你怎么海归学成还跳楼了呢？人家贪污4亿才判12年，你怎么误取17万就判无期了呢？人家坐火车都能临时停车，你怎么坐个公交还自燃了呢？你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关心人家虐婴干什么？你不过是个屁，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再敢吵再敢吵就叫城管来把你头按到油锅里去！你们这帮回帖的家伙，应该以邵阳市建设局局长周飞鹏重要讲话共勉：“你想不通？就去死啊。”，要么，请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向你大喊一声：“跪倒，否则我毙了你！”
美国《世界日报》: 亲历长城黑车司机狂宰外国背包客
外国年轻背包客到北京旅游，最“夯”的景点是八达岭长城。但在成为“长城好汉”前，不少游客却在巴士站被“山寨”黑车司机纠缠，糊里糊涂白花了十倍价差的冤枉钱到长城。
位在西北二环的“德胜门”公车站，是北京市区直达八达岭长城的转运站；公车站常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是淡季，往八达岭的巴士要等很久才会发车，先前那班车已开走了。”一名穿着蓝色北京公交车集团制服的“司机”，殷勤地向一对稍谙中文的俄罗斯游客解释发车状况。
这名上身穿蓝色夹克、下身穿黑西装裤的“山寨”司机，指向远方一排轿车说，“今天肯定发不了车，打车快多了。那都是‘我们集团’的车，都认识，单趟两百，四个人分担，每人五十，只比巴士多十元，还不用等哩”。
“巴士不是才十二元吗？”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地区背包客小妤在旁边反问，“山寨”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慢车价钱。”
不远处，一辆在挡风玻璃上挂着“９１９直达八达岭”的巴士不断对外广播：“高速直达八达岭长城”，似乎向几名外来游客示警。
“山寨”司机谎称：“那车含搭长城缆车钱，三百五十元一位，很贵，不划算。”机灵的小妤亲自向该台正牌车求证，才拆穿几可乱真的黑车司机。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德胜门公车站上演。为何不制止此类嚣张行径？现场穿着全蓝色制服的“正牌”北京公交车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群人很坏，管了还会凶人，连本地媒体报道都没用。”
她说，这些山寨司机多是跑黑车拉客，手拿小红旗，穿一件和真正制服几乎相同的蓝色夹克，不佩戴辨识证，却让许多不知情的外国游客上了“贼车”。
正牌的八达岭直达巴士，车资只需十二元人民币；刷北京“一卡通”，甚至不到五元。比黑车费用足足少了十倍。
位在西北二环的“德胜门”公车站，是北京市区直达八达岭长城的转运站；公车站常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是淡季，往八达岭的巴士要等很久才会发车，先前那班车已开走了。”一名穿着蓝色北京公交车集团制服的“司机”，殷勤地向一对稍谙中文的俄罗斯游客解释发车状况。
这名上身穿蓝色夹克、下身穿黑西装裤的“山寨”司机，指向远方一排轿车说，“今天肯定发不了车，打车快多了。那都是‘我们集团’的车，都认识，单趟两百，四个人分担，每人五十，只比巴士多十元，还不用等哩”。
“巴士不是才十二元吗？”第一次到北京的台湾地区背包客小妤在旁边反问，“山寨”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那是慢车价钱。”
不远处，一辆在挡风玻璃上挂着“９１９直达八达岭”的巴士不断对外广播：“高速直达八达岭长城”，似乎向几名外来游客示警。
“山寨”司机谎称：“那车含搭长城缆车钱，三百五十元一位，很贵，不划算。”机灵的小妤亲自向该台正牌车求证，才拆穿几可乱真的黑车司机。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德胜门公车站上演。为何不制止此类嚣张行径？现场穿着全蓝色制服的“正牌”北京公交车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群人很坏，管了还会凶人，连本地媒体报道都没用。”
她说，这些山寨司机多是跑黑车拉客，手拿小红旗，穿一件和真正制服几乎相同的蓝色夹克，不佩戴辨识证，却让许多不知情的外国游客上了“贼车”。
正牌的八达岭直达巴士，车资只需十二元人民币；刷北京“一卡通”，甚至不到五元。比黑车费用足足少了十倍。
Tuesday, January 12, 2010
房价高涨，中国中产“被消失” 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阐述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80%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似乎有克隆的危险。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当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仅剥夺了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
[导读]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中产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个从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产定义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标准中产”裴振华的质疑：中产阶层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和精神，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经常出国的裴振华认为，在美国、欧洲，每个中产家庭除了有一两套宽敞的别墅或公寓外，还有每年在国外度假的习惯，有艺术品收藏，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中产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摆脱了生活压力，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拥有较高的调控水平，意味着很高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道德涵养。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调查显示，约83.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产还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其中28.0%的人认为，目前中产阶层“还没成气候”、根本谈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裴振华说。
另一“标准中产”、智力方董事长杨石头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一定是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标准的，他们是沉潜而理性的，他们的价值观会成为未来主流的一种价值观。”
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一个社会变动太快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变动中人们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伴随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中产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承认自己是中产的重要原因。 ★
国外中产更幸福？
国外中产也脆弱。大多数人羡慕的可能是其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向上流动的自由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十年前，刘烨还没去美国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
刘烨，1999年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是南加州橙县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丈夫是一个IT工程师。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刘烨对美国中产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现在的美国人不论自己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他们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 ★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 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
扩大中产的现实路径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如能达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了，中国才能说是基本形成了中产阶层
本刊记者/孙春艳
“你认为自己多久能成为中产？”
2009年12月，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调查显示，受访者期望自己成为中产的平均年限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内实现自己的中产梦想。
5年时光，对一位二三十岁憧憬中产阶层梦想的人，也许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正是“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实施之年，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由消费驱动。
作为消费生力军的中产阶层，扩大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首次提出。
“近年来，国家虽没有专门针对中产阶层发展的促进政策，但中国经济近十年连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进着这一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控高”与“扩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路径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苏海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60年以来，国家进行了4次大的工资分配改革。以他个人为例，现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开放30年来，职工的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长13.6%。
据苏海南介绍，就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经过历次工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加薪后的公务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业单位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业高管人员较大范围内实行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部分中层管理骨干也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这些人员进入中产甚至高收入者群体已经具备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万科集团兑现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层人员，此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这样的例子在上市企业中不在少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取一块，企业取一块，而最后才是个人的。而个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层收入群体）、‘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与‘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时据苏海南介绍，自2007年起，发改委就奉国务院之命起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已经几经修改的草案至今没有通过。
“方案应该就是卡在‘控高’问题上。” 杨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问题上，就曾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争执不断。在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国政府对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动。2009年4月，国家出台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控高”已经部分展开，“扩中”正在进行。据苏海南介绍，目前“扩中”主要是指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措施。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将有所提高，其中部分专业技术骨干的收入可望获得较多增长。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
“不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力图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提低’。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约占总人口的60%至70%。这个群体的初步小康问题不解决，谈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还为时尚早。” 苏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台，届时会涉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容，但重点还在“提低”上。
社会保障任重道远
“中国中产不存在被消灭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整个社会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学者薛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而中国中产阶层只占到整个社会的13%左右。
而当中产阶层的增长遭遇到高房价的时候，无论是中产自身还是整个社会，自然担心这一阶层的发展。2005年出版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们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时，房价因素还没有凸显出来，现在已成为影响中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2009年蓝筹地产评选峰会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然而在保增长的大主题下，2009年房地产市场由“小阳春”迅速转变成全面上涨行情，同时新地王频频出现。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并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在这之后，鼓励普通消费者购房和限制投资性炒作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等多项政策先后出台。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属未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缓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建设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2009年将成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两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价强势上涨的时候，却少见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响中产壮大的房价因素以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建设也逐步完善，中产阶层在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有望缓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最终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未来三年国家投入8500亿资金促进改革，今后三年将实现参保者异地就医结算。
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万名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大病医保的参保人员将领到形似身份证的“社会保障卡”。这张社保卡初期将行使医保功能，今后将拓展到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成为市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目前，北京持医保卡定点就医增至94家医院，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另外，限制中产阶层壮大的户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为基本原则，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使得城镇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申请保障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继2009年2月底上海户籍新政“居住证转户籍”对现有户籍制度开了一个“小口”之后，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希望之灯就在前方，但脚下之路依然漫长。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可能成了现实。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也许正是着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开始调控房价。新“国11条”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也许会缓解中产的压力。但中国中产阶层的“被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而是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的增长模式销蚀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房价之外，重构中产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本刊记者/孙春艳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房子不是万能的，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在这个拥有15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买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艰辛。但当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不过，因为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钱攒得再多些吧”。其时，北京在经历了2000年至2004年房价低速上涨之后，2005年北京房价上涨近20%。
林浩杰对此浑然不觉。他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手中攒了一点小钱，2006年，林浩杰用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离单位不远，坐公交车到中关村的单位只有几站地的距离。因为交通拥堵，林浩杰也不经常开车。他买车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到郊区游玩之时，享受打开天窗在风景宜人的马路上奔驰的感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每至周末，扫荡西单和国贸区的商城并购买打折名品，成为二人的欢乐来源之一。旅游则每年一次，2006年春节去海南三亚，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与女友过着杂志上刊载的标准“小资”生活。
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林浩杰对房子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面积不要太小，以供将来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这时已经有30万元左右。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买房大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突击看房，几乎每个周末的清晨，林浩杰与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军中。
连看数月的结果，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大学毕业七八载，手中握有30万人民币，居然不够交房子的首付？此时，朋友同学聚餐和同事聊天，话题已经大部分都在讨论房子。当房奴的诉说房奴之苦，没有买房的则更加焦虑，言语中充满了害怕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恐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6年上涨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觉，在北京，这个数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每平米已经涨至近2万，郊区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个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价格从1.5万/平方米升至1.8万/平方米。
林浩杰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对要不要买房，林浩杰还在犹豫之际，准岳母打来电话频催。“没有房子就等于没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让林浩杰的爱情与房子绑在一起，难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个别。2009年9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在成都“中国地产金融年会2009区域巡回峰会”上表示，房价上涨的一部分是因为“丈母娘需求”——小两口要结婚，丈母娘要求女婿买房，这是“特刚需求”（特别刚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求助。退休前承包了当地村医院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据2009年新浪网一次大型的网络调查显示，北京超过50%的购买者用了父母的钱买房，或者支付首付。
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因为买了房子惧怕失业，林浩杰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的住院，则让林浩杰辗转难眠。不能开车的时候，林浩杰在地铁里因为愣神，经常坐过站。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专业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进行了《中产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压力较大，有时担心会‘断供’”。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马自达M3了。新的小区停车费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经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进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时间“透透气”。林浩杰奔波在医院与单位之间，无暇顾及。最近，上司已经分别找今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当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仅剥夺了自由，也成为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但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倍，北京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说，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
“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
[导读]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保持过去几年的上涨速度，则未来5~8年后，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2009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领导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著名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中产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个从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产定义也在第一时间遭到“标准中产”裴振华的质疑：中产阶层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和精神，他们的生活状态、知识水平以及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最可能被社会的较多成员所容纳；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来推广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
经常出国的裴振华认为，在美国、欧洲，每个中产家庭除了有一两套宽敞的别墅或公寓外，还有每年在国外度假的习惯，有艺术品收藏，懂得欣赏艺术作品。中产意味着经济上完全摆脱了生活压力，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拥有较高的调控水平，意味着很高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品位和道德涵养。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调查显示，约83.7%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中产还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其中28.0%的人认为，目前中产阶层“还没成气候”、根本谈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领者。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中产的状态。”裴振华说。
另一“标准中产”、智力方董事长杨石头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产应该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一定是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标准的，他们是沉潜而理性的，他们的价值观会成为未来主流的一种价值观。”
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一个社会变动太快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变动中人们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伴随而生。”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中产认为自己不快乐，不承认自己是中产的重要原因。 ★
国外中产更幸福？
国外中产也脆弱。大多数人羡慕的可能是其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向上流动的自由
本刊记者/庞清辉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十年前，刘烨还没去美国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国中产阶层生活。
刘烨，1999年从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随丈夫去了美国，现在是南加州橙县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丈夫是一个IT工程师。如今，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刘烨对美国中产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现在的美国人不论自己有多努力，也不会达到他们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美国中产也脆弱
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刘烨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买不起房，租公寓当蚁族潜伏了6年。直到前两年夫妻二人还完了出国前的一些债务，年收入加起来有16万美元，扣除所得税，大概纯收入11万多美元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看房子。
但是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费用会多花一些，他们挑了现在这个位于南加州城区最东面一个普通社区的四居室。这是他们看的房子里价格最合适，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今年，房子的估值已经低于原来51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金额，而且每月还要支付大约2000多美元的房贷。但是刘烨仍认为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来美国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担心几十年后会被收回去。”
刘烨为未来制订了两个十年计划：一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卖掉旧房子，找一个好的学区重新换一个大点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她要实现在海边买一个独立住宅的梦想。
但是这些计划，随着金融危机中丈夫的失业，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2009年，刘烨去超市买东西的购物车里，东西明显少了，吃什么都取决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儿的钢琴课也取消了。“遣散费是按一年工龄换两周工资计算的，如果超过六个月他找不到工作，我们就要动用为女儿准备的教育费用。”
刘烨的丈夫在近8个月时间内，投了3000多份简历之后，在离家有两小时路程的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刘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的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很长和很苦的，特别是小汽车文化和住郊区的文化，使得中产阶级上下班在路上折腾三四个小时的现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觉和吃快餐的时间。”
合同里没有离职金的保证条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还是很快应允了这份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费和存款都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刘烨介绍说，她的一个邻居威尔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机中失业了，现在每天到一个帮助失业人的机构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许就垮下来了。”
在美国，如果家里有一个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会有保险。哪怕是在沃尔玛收银，或者在肯德基做汉堡，一个月工资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证——有房住、有车开、还能每年坐飞机去旅游几次。“对美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业，一旦事业完了，什么都没了。”刘烨对记者说。
但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就业早已每况愈下。有数据显示，到2009年10月份，整个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10.2％，在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当中，中产阶层已被置于帮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几年，汽油、食品、医疗保健、育儿及教育成本无一不涨，人们能为自己退休后节省下来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许多普通中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刘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部分美国中产家庭都有一到两个孩子，有的还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很重的负担。刘烨介绍，美国4亿人有20所好大学，进这些学校要比在中国进清华、北大容易好几十倍。但是这20所学校四年下来基本上要20万美金，一般人也很难负担。州立学校对本州的学生便宜点，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错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产家庭供养两个大学生可以无需负债，但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刘烨说。
所以，在同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主妇，都和刘烨一样很少在外面餐馆吃饭，很少买衣服、买书、买化妆品，社区的聚餐也都缩小了规模，聚餐的时间间隔也一次比一次长。
2009年10月份刘烨回国探望父母时，每天都在外面饭店吃饭，让她觉得很奢侈。在武汉一个不错的餐馆，200元可以点五六个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馆，16美元也就一盘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饭，服务费用美国还是中国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边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时1块钱买了两个圆白菜，让她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个青椒大概就要好几美元。
而且她国内的一些准中产的朋友，大多都穿着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个名牌的包包。“我们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买衣服，会被朋友说奢侈，经常去美容院就更不敢问津。”
所以，每次回国刘烨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单从生活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比国外的中产过得更中产一些。
美国中产幸福在哪儿？
每次回国，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刘烨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国，从她下飞机到她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关于房价的讨论不绝于耳。
“美国的房价与中国的别墅价格相比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刘烨说，美国的高房价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不高，除了东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万美元就能买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区好一点的社区，房子大概100多万美元，多数价格不过二三十万美元，相当于140万~200万人民币，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币。“还有减税政策，而且这栋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目前，美国家庭拥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国家庭拥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国，老百姓能买得起房，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房价合理、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较高。”
据刘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2009年美国大学生本科毕业后，工程、计算机等理工科等专业的起薪，从5万美元到8万美元不等，文科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则从3万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买房，大学生毕业两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备了买房的经济基础。“房贷的支出，不会超过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会出现两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现象。”刘烨说。
刘烨现在暂缓了为女儿上学换个学区房的想法。刘烨夫妇觉得几年内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现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份，她通过了圣地亚哥中心医院儿科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这样她自己一个人的年薪就将有10万美元。“和国内不一样的是，美国的医生很少有红包和收药品回扣的空间。”但是，这个收入在美国现在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刘烨不必担心的还有：如果觉得那家医院不好，她可以随时回到现在工作的这家医院，在美国没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概念。“他们不会介意，更不会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话，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国，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刘烨说，虽然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现在日渐显著，比如美国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等。但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曾经为那些试图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美国在新大陆开拓时期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普通人社会”，仍让很多人心向往之。
谈及“普通人社会”，刘烨告诉记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美国民众投票的情景，“几乎是几十年来最让人兴奋的一次投票。”
当时投票的时间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赶过来投票。“我的一个邻居，在早上6点半就去排队，可是到了7点半还没有轮到，只好匆匆赶去上班，中途他又请假回来投票，你很难想象他们那种‘投票我在现场’的自豪。”
而旅美学者薛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种当家做主的感觉，每年多赚20万，你投票也还是那么一票。” ★
“如果中国中产阶层消亡”
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向来不同，因此在判断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一命题时，也并无定论。乐观者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而相对悲观的一派则认为，“掠夺式经济使得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和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
但是，无论中产阶层是增加还是分化，研究者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际遇，都深表忧虑。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一个“被消失”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就有多大伤害。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陆学艺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觉得衡量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什么？从规模上讲，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在扩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陆学艺：所谓中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概念，按收入划分是不对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你的职业、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能否达到一个水平。依据则是一个人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的多少。中产阶层也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层群。如果说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是工人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是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万的中产阶层，六七十万个老板，二三十万左右的个体工商户。
唐钧：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中产阶层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收入也就是财产的多少，至少应该有车有房，包括贷款买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个标准是职业声望，也就是原来社会分层视野中干部、工人、农民之后的多样化的职业人群。第三个是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上面三个标准中有两个客观要求，一个主观要求。他们大概分布在中国这个金字塔的55%到80%之间，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条件。所以，大多数人是准中产。从政治学角度讲，只有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是主要人群，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社会才可能稳定，但我们现在肯定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有可能越来越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很困难，大多流入了“蚁族”的大军，生存状况堪忧，很难补充到中产这个阶层里来，我们应该如何拯救这些中产的后备军？
陆学艺：不可过分宣传大学生就业难，宣传越多越糟糕。现在毕业生是市场双向选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定不下来自己的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中国中产队伍的壮大，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没有永恒的贵族，给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他们会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唐钧：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出来就失业，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业天地，很多的岗位被我们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务员领域，招的少报的多，竞争激烈，但事实上中国的公务员真的不多。跟中国十三亿的总人口来比的话，中国的公务员大概七八百万，政府里面事业单位的人大概三四百万，加起来一共不到一千二百万，绝对不多。事业单位改革从1998年到现在也没有进展，公务员的人手其实很紧张，还有社会服务的一些领域等等，很多岗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卡死了。所以说中产阶层增加还是减少，是社会制度安排的一个结果。
对大学生的过度关怀也是一种歧视。我认为对大学生就业的帮助应该只做不说。只要该放开的政策和领域都放开，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自己会创造出岗位和天地来。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们的采访中，大多数中产阶层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焦虑之中，过多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失去了中产的生活品质。引发中产阶层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钧：中产的压力主要是购房的压力，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住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政府对于房子的政策本来应该有两个：房地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们社会学概念叫住房社会政策，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购买房子，它的目标是居者有其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似乎只有房地产政策。
而且，中国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是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担忧。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最惨的事情莫过于贫病交加。再者就是养老的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另外，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也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房子的焦虑感。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兰德的调查报告中，很多中产阶层认为自己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中产阶层的流动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陆学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现在的大约0.5，为亚洲最高，贫富差距太大。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并不显得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掐死。如果中国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应该建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让社会流动畅通。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层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日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会过渡的危险？如果有的话，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钧：全球化给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制造业迅速的发展，中产阶层上升速度就会非常快，但是，对于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工厂外移，他们原来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会失业。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说日本的M型社会要成型了，中间阶层在坍塌，两头在增加。
今后的中国也会有这种趋势，如果房价无限制地飙升，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换句话说，我们在制造业的发展中间获得的利润，可能会因为房子而消失殆尽。
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 型，其实就是中产阶层消灭的社会新结构，这是贫富分化的结果，而也必将使贫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现在大部分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等权贵阶层，这种财富集聚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贫富分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却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中产阶层越来越少或者消亡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陆学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恰恰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执政，但在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方面，中产阶层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产阶层的庞大也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钧：中产阶层的恒产使其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恰好是因为经济萧条带来的中产阶层的崩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政治后卫，经济前卫的中产阶层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而在当前危机过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凡是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而且中产阶层意识是最讲究“理性”的，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要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这会使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合格的中产阶层恐怕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要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
扩大中产的现实路径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如能达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会的要求了，中国才能说是基本形成了中产阶层
本刊记者/孙春艳
“你认为自己多久能成为中产？”
2009年12月，民意调研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调查显示，受访者期望自己成为中产的平均年限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内实现自己的中产梦想。
5年时光，对一位二三十岁憧憬中产阶层梦想的人，也许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正是“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实施之年，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为由消费驱动。
作为消费生力军的中产阶层，扩大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首次提出。
“近年来，国家虽没有专门针对中产阶层发展的促进政策，但中国经济近十年连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进着这一阶层的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控高”与“扩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路径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苏海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建国60年以来，国家进行了4次大的工资分配改革。以他个人为例，现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开放30年来，职工的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长13.6%。
据苏海南介绍，就机关事业单位而言，经过历次工资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资分配制度。不断加薪后的公务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业单位中的相关技术人员，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业高管人员较大范围内实行了年薪制、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制度，部分中层管理骨干也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这些人员进入中产甚至高收入者群体已经具备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万科集团兑现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500万股激励股票将过户给万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层人员，此次股权激励一次造就了几十位千万富翁，200多位百万富翁。这样的例子在上市企业中不在少数。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取一块，企业取一块，而最后才是个人的。而个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数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层收入群体）、‘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与‘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时据苏海南介绍，自2007年起，发改委就奉国务院之命起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已经几经修改的草案至今没有通过。
“方案应该就是卡在‘控高’问题上。” 杨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问题上，就曾经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争执不断。在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国政府对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动。2009年4月，国家出台金融企业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控高”已经部分展开，“扩中”正在进行。据苏海南介绍，目前“扩中”主要是指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其他有关措施。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将有所提高，其中部分专业技术骨干的收入可望获得较多增长。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
“不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力图解决的主要矛盾还是‘提低’。农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约占总人口的60%至70%。这个群体的初步小康问题不解决，谈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还为时尚早。” 苏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台，届时会涉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内容，但重点还在“提低”上。
社会保障任重道远
“中国中产不存在被消灭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在整个社会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学者薛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到整个社会的60%以上，而中国中产阶层只占到整个社会的13%左右。
而当中产阶层的增长遭遇到高房价的时候，无论是中产自身还是整个社会，自然担心这一阶层的发展。2005年出版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们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时，房价因素还没有凸显出来，现在已成为影响中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2009年蓝筹地产评选峰会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计，今年全国一手房和二手房销售总额很可能达到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然而在保增长的大主题下，2009年房地产市场由“小阳春”迅速转变成全面上涨行情，同时新地王频频出现。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并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在这之后，鼓励普通消费者购房和限制投资性炒作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等多项政策先后出台。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属未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10年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缓的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建设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相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2009年将成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两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价强势上涨的时候，却少见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响中产壮大的房价因素以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建设也逐步完善，中产阶层在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有望缓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最终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未来三年国家投入8500亿资金促进改革，今后三年将实现参保者异地就医结算。
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万名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大病医保的参保人员将领到形似身份证的“社会保障卡”。这张社保卡初期将行使医保功能，今后将拓展到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成为市民的第二张“身份证”。目前，北京持医保卡定点就医增至94家医院，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另外，限制中产阶层壮大的户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为基本原则，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使得城镇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申请保障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继2009年2月底上海户籍新政“居住证转户籍”对现有户籍制度开了一个“小口”之后，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希望之灯就在前方，但脚下之路依然漫长。
从耶鲁毕业的夫妻：张磊捐款内幕，看完落泪
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的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中国网友立即对张磊和他创建的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展开“人肉搜索”。有人极为愤怒：“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甚至调查出他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事件中并缺乏表现等等。张磊吃里爬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我们夫妻二人都在耶鲁接受的博士教育。读到这则新闻，心里实在非常复杂。老实说，如果我们有张磊的能力，也许确实会优先考虑给国内捐款。几年前耶鲁就有毕业生在《纽约时报》写文章，说自己就能捐那么几十万，给了耶鲁，不过是往满满一大桶水中加一滴而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同样的钱给了非洲，不知道能救多少条人命。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又对张磊的行为感到理解。二十多年前我们结婚时，妻子在北京是个“黑户口”。她被分到外地，我们不愿意两地分居，索性“黑”了。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决定出国，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1993年我们正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她接到从耶鲁寄来的一个厚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给支付了，另外给将近一万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出国要有护照。按当时的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必须有海外关系，还必须支付大学的“培养费”，把账还清了以后，就可以扫地出门了。于是，我们全家紧急动员，先找到在台湾的姨妈开证明，然后到街道派出所开证明，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当然也送了不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关节。最后，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按照国家开出的帐目，把大学四年国家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都还清。再向父母借了些钱买机票，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我也跟去探亲。我毕业后为国家服务十年，不用缴纳大学的培养费。但是，我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而这又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奋斗，比如找地方存档案、在一堆“不行”、“不办”的声音中绝处逢生等等。我还记得最后办成的那一刻，跑到单位要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冰冰的小姐把盖好章的一张纸往我面前一仍，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到了耶鲁探亲，人家对我这个“家属”则无微不至。比如，我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白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使用健身房等等设施，还能在旁听两门课。总之，除了课松一些外，和正式学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被教授看中，什么也没有考就被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六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给各种钱在夏天让我学英语、学日文，甚至送我到日本学了整整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张磊的经验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中国上大学、工作到耶鲁读书，一个人直接的感受往往确实就是“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中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多新闻价值。在中国有新闻价值的，是这一行为所显示的教育模式和中国是多么不同。
第一，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现在大多靠校友吃饭。这些学校只要发现人才就去招募、争夺。你要是穷光蛋，学校就把学费生活费全包下来，而且还会毕恭毕敬地说：“感谢你到我们这里来读书！我们的校园因为有了你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入学后，学校对你无微不至。特别是本科生，有时让我感到学校活象个惯孩子的父母。比如，大学生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中国的大学对待学生的恋爱经常有各种“不准”。美国的学校竭尽全力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在招生中采取倾斜政策，保证男女平衡。一位美国学生告诉我：大学生是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刚离开父母心里空落落，大学就要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迅速填补父母在孩子心里留出来的感情真空。如果你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的配偶，那是学校最高兴不过的。大学所期望的是：你们夫妻一辈子都忘不了自己的家庭是在哪里组成的，都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日后家里有需要，你当然会把大笔的捐款拿出来。当然还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读大学。
第二，学校靠校友，对毕业生也就非常恭敬。比如，我们毕业后，学校总把校友刊物免费寄来，系主任每年写信报告系里的情况，学校在我们的居住地区有活动总要通知。耶鲁选校董，也每次都把选票寄来，并且反复通过电子邮件等通信手段督促投票。要知道，校董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长就是校董事会任命的。谁进董事会，又要由校友投票决定。2002年著名华裔建筑师林璎当选耶鲁校董，就是受到校友协会的支持。我们夫妇当时虽然博士都还没有毕业，但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以校友的身份投了票。这大概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行使的唯一一次选举权。所以，我们拿的并不仅仅是一张耶鲁的文凭，而且是一个当家作主的权利。学校要是惹你不高兴，你也可以通过校董事会施加压力。
张磊究竟对中国捐了多少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给耶鲁捐钱，则不过是人家大学经营模式的日常运转和效率而已。你现在就是给美国名校缴足三万多美元的学费，人家培养你还是赔本的。何况许多学生是人家倒贴钱请来的。这么赔钱培养学生怎么赔得起？人家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作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作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
张磊的行为，应该促使中国的高校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怎么指望学生象张磊对耶鲁一样对待自己的母校？
Sunday, January 3, 2010
对比中日刺激政策 美媒称:中国避开了日本老路
日经指数登顶20周年 日本人回顾成绩 中国人吸取教训 美媒对比称—— 前车之鉴中国避开了日本老路
12月29日是东京证券市场上日经平均指数创下历史最高值20周年的日子。当日本民众纪念其上世纪的佳绩时，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随后产生的日本股市崩盘和“失落的十年”的教训。
美国《市场观察》今晨借日本旧事分析中国称，报道中国政府从邻国当时的经济大衰退中获得了宝贵经验，避免了走日本当时的错路。
对比中日之政策
中国的刺激计划相当有效
Image and video hosting by TinyPic
报道援引日本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话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时期全力支持经济，在这场经济大考验中，理应得到最高分。
深谙日本经济泡沫的辜朝明特别提到了中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消费和从国有银行中释放了如“洪水般”的信贷。
他称：“中国意识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适当地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在经济调整的时期继续维持不松懈，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能够保持，避免崩溃，即使面临着泡沫的破裂。”
辜朝明称，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是截然相反的。当时的日本私营部门出现萎缩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紧跟投资刺激消费。这是日本走的一大错路之一。
相反，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举措是最果敢的。2008年12月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会有力地维持两年的经济稳步发展。
对比中日之信贷
中国不轻言退出救市计划
同时，中国的借贷也在扩大。美林预计2009年中国银行扩大的信贷将达到9.5万亿元。而在2010年借贷潮将会有所降温，达到近7.5万亿元左右。
辜朝明称，中国十分清楚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和美国，所有人都对财政刺激计划和货币刺激计划争论不休，但是中国实施的以货币刺激辅佐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显得坚决和果敢。
但他认为，日本198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2007年的水平并不处于一个平面上。
他称，中国从日本的泡沫中深深地上了一课。例如，中国在私营部门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复苏迹象时不轻谈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不妄自菲薄，中国仍然对其2010年的经济反弹持谨慎的态度。
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期间的刺激计划却是“走走停停”，导致了经济的经常性衰退和十分不稳定的复苏。
提醒中国
西方撂挑子或冲击我出口
最后，辜朝明也提醒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中所存在的危险。中国应该警惕北京和上海房价蹿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信贷的扩大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对银行坏账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很脆弱，全球对其产品需求下降，如果西方领导人过快撤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遭遇第二轮打击。
但是不管怎样，很多的担忧相比于2008年危机对政策决定者的挑战来说就显得很小了。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且能够达到8%的增长速度，你才能去想哪些政策“过了”。
辜朝明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就是“扑灭上扬的小火苗”。也就是说，中国最好能够在危机大大减少后微调复苏计划。
货币政策宽松更容易产生泡沫
日本大学经济学教授长谷川今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在引领着全球的经济。
而在中国国内，中国需要维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失业率以及减少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一边往这方面努力的同时，也形成了泡沫。
他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资金在中国找到了“归着点”。大量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寻求投资的机会，而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都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再加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产生泡沫。
1990年底
股市螺旋向下，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陡降，泡沫随之破灭。
1988年
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
1990年
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1987年
日本股票市值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985年底
日本放开存款利率，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地价迅速上涨，东京中心地区商业地价上涨到1983年的350%，住宅价格上涨300%。
1985年
“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日本出口行业受到重大影响，政府增长政策转向依靠内需，并实行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
12月29日是东京证券市场上日经平均指数创下历史最高值20周年的日子。当日本民众纪念其上世纪的佳绩时，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随后产生的日本股市崩盘和“失落的十年”的教训。
美国《市场观察》今晨借日本旧事分析中国称，报道中国政府从邻国当时的经济大衰退中获得了宝贵经验，避免了走日本当时的错路。
对比中日之政策
中国的刺激计划相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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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援引日本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话称，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时期全力支持经济，在这场经济大考验中，理应得到最高分。
深谙日本经济泡沫的辜朝明特别提到了中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消费和从国有银行中释放了如“洪水般”的信贷。
他称：“中国意识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适当地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在经济调整的时期继续维持不松懈，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能够保持，避免崩溃，即使面临着泡沫的破裂。”
辜朝明称，中国现在所采取的举措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时是截然相反的。当时的日本私营部门出现萎缩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没有紧跟投资刺激消费。这是日本走的一大错路之一。
相反，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举措是最果敢的。2008年12月公布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会有力地维持两年的经济稳步发展。
对比中日之信贷
中国不轻言退出救市计划
同时，中国的借贷也在扩大。美林预计2009年中国银行扩大的信贷将达到9.5万亿元。而在2010年借贷潮将会有所降温，达到近7.5万亿元左右。
辜朝明称，中国十分清楚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英国和美国，所有人都对财政刺激计划和货币刺激计划争论不休，但是中国实施的以货币刺激辅佐财政刺激计划的政策显得坚决和果敢。
但他认为，日本198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2007年的水平并不处于一个平面上。
他称，中国从日本的泡沫中深深地上了一课。例如，中国在私营部门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复苏迹象时不轻谈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也不妄自菲薄，中国仍然对其2010年的经济反弹持谨慎的态度。
而日本在“失落的十年”期间的刺激计划却是“走走停停”，导致了经济的经常性衰退和十分不稳定的复苏。
提醒中国
西方撂挑子或冲击我出口
最后，辜朝明也提醒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中所存在的危险。中国应该警惕北京和上海房价蹿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信贷的扩大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对银行坏账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很脆弱，全球对其产品需求下降，如果西方领导人过快撤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遭遇第二轮打击。
但是不管怎样，很多的担忧相比于2008年危机对政策决定者的挑战来说就显得很小了。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且能够达到8%的增长速度，你才能去想哪些政策“过了”。
辜朝明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选择就是“扑灭上扬的小火苗”。也就是说，中国最好能够在危机大大减少后微调复苏计划。
货币政策宽松更容易产生泡沫
日本大学经济学教授长谷川今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不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处的经济地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在引领着全球的经济。
而在中国国内，中国需要维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失业率以及减少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水平差距。但是中国一边往这方面努力的同时，也形成了泡沫。
他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资金在中国找到了“归着点”。大量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寻求投资的机会，而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都涌入了股市和楼市，再加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产生泡沫。
1990年底
股市螺旋向下，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陡降，泡沫随之破灭。
1988年
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
1990年
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1987年
日本股票市值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985年底
日本放开存款利率，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地价迅速上涨，东京中心地区商业地价上涨到1983年的350%，住宅价格上涨300%。
1985年
“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日本出口行业受到重大影响，政府增长政策转向依靠内需，并实行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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